對于文化與人文科學的重視當然是知識分子們所擁護的。但同樣，這種重視完全不取決于一些人的念念有詞。它決定于全社會的發(fā)展程度、文化素質、全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政府官員以及知識分子本身的文化修養(yǎng)、遠見和智慧，也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與處境。在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地區(qū)，最大的對人的關注是讓饑餓線上的人民獲取必要的食物與其他生活必需品。在物質生活大大改善的狀況下，人們的文化需求就會提到議事日程上。首先提到日程上來的會是普及教育——掃除文盲以及一些能夠廣泛地被大眾所利用的文化手段——廣播、電視、電影以及其他傳播媒介等的建立與發(fā)展。在文藝生活方面，較多的人會熱衷于通俗文藝，文化的構成如一個金字塔的形狀，這是合乎規(guī)律的現實。尊重和關注這個現實，才有可能談到起碼的人文精神。

順便說一下，近年來“終極關懷”被人云亦云地濫用著，有的已經用得濫俗透頂了。想象力、文化積蓄與思想深度遠遠與終極無緣的朋友，最好還是先來一點現實，過幾年再去終極吧！

也有過畸形的對文化、對人文科學的推崇。例如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的宗教狂熱或者意識形態(tài)狂熱，確實可以達到用咒語或者大話填補肚子的剩余空間的地步。也有過一種病態(tài)的民族主義或蒙昧主義的文化狂熱，關起門來夜郎自大或者閉上眼睛等待人間奇跡的出現。例如我們自己在那十幾年關于文藝新紀元的大吹大擂，那八個戲的至尊至圣地位，那體現的與其說是人文精神，不如說是扼殺一切人類文化的蒙昧主義精神。

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生活的情況難以一概而論。恕我直言，我不知道為什么別的國家市場經濟搞了幾百年也照樣有大作家大藝術家大思想家大文化人引領風流，而我們的知識分子一見市場經濟起了個頭，就那樣脆弱地哀鳴起來了呢？覺得自己不被重視了？要求誰的重視呢？覺得經費少了？向誰要經費呢？剛剛議論一下作家“養(yǎng)”（指以行政體制把作家納入公職人員的系統(tǒng)）不“養(yǎng)”，就恐慌到了那個樣子，以至不惜對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惡言相加或人身攻擊，真是咄咄怪事。這使我不能不想起一個順口溜：

黨是娘來我是孩，

一頭扎進娘的懷，

叼住奶頭不撒嘴，

咕咚咕咚要喝奶，

左蹬右踹不下來。

這能算什么“人文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