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層是作者的背景與寫作的觸發(fā)與動機。就是作者因何要寫此詩？這實際上是從創(chuàng)作論及作家論的角度來解詩，這就需要許多歷史、傳記、文化背景、創(chuàng)作情況資料方面的積累，需要許多考據(jù)查證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黨爭、義山與王氏的婚姻、王氏的夭亡、商隱仕途之坎坷等情況，當然也就無法做出悼亡、感遇等推測。如不知舊版《玉溪生集》《李義山集》多以此詩為開篇，也會大大影響詩序詩憶詩論說的信心。至于令狐家是否有婢名“錦瑟”？王氏是否喜奏錦瑟？商隱是否精通音樂適、怨、清、和之律與偏愛錦瑟這一樂器？這就更需要過硬的材料了。所謂“聚訟紛紜”，往往偏重于這方面的歧見。

這樣的對作家創(chuàng)作背景緣起與創(chuàng)作過程的研究雖然符合從孟夫子到魯迅的“知人論世”的主張，卻也有兩個難處。第一，往往缺少過硬的與足夠的材料，特別是古代詩人作家的情況，常常是一鱗半爪，真?zhèn)位旌稀Ｒ虼嗽S多見解、推測、估計，論者一廂情愿的想象的成分有可能大于科學的、合乎邏輯要求的論斷的成分。如《錦瑟》乃政治詩說，根據(jù)是李商隱一生政治上坎坷失意，卻并沒有他寫此詩抒發(fā)政治上的不平之氣的任何佐證。再如令狐丫環(huán)說，究竟今天誰能論證清楚令狐家有還是無這樣一個丫環(huán)呢？即使確有這樣一個丫環(huán)，又怎樣論證《錦瑟》一定是為她而寫呢？即使令狐家絕無此婢，又怎樣論證李商隱畢生不可能遇到過一個名“錦瑟”的女子，引起他愛情上的悵然惘然之情呢？或謂“若說是一時遇合，則起二句絕不能如此摯重”（見《李商隱詩集疏注》第2頁），這話當然深有其理，但做詩不是有由此及彼的“興”法嗎？從一個無緣相愛相處而又給自己以美好印象的女子身上聯(lián)想起自己的愛情生活愛情苦悶，聯(lián)想起自己一生愛情上事業(yè)上政治上的不如意，這又為何不可想象呢？這里，不論是全稱的肯定判斷或否定判斷，似乎前提都還不充分。紛紜聚訟的結果肯定是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