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威爾金斯（Richard Wilkins）是華盛頓地區(qū)的一名律師，剛參加了他祖父在馬里蘭州的葬禮。當他駕車返回時，一名州際警察讓他停車，并要求搜查他的汽車。威爾金斯拒絕了，但警察已經(jīng)放出了毒品嗅犬。威爾金斯和他的家人無助地坐在車中，而警犬則嗅遍了整部汽車，包括擋風玻璃和尾燈，但結果一無所獲?！拔覀兠墒芰司薮蟮男呷??！蓖柦鹚拐f道（“黑人駕車”［Driving while Black］，1999）。作為一名非洲裔美國人，威爾金斯可能是種族側(cè)寫的受害者；種族側(cè)寫是指警察根據(jù)種族來鎖定目標并攔截行人、飛機乘客和汽車駕駛員。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種族側(cè)寫受到了極大的關注。由于駕駛飛機撞毀世貿(mào)中心雙子塔的恐怖分子具有中東血統(tǒng)，一些人認為在乘坐商業(yè)飛機時，任何看起來有相似背景的人都應受到特殊的詳細檢查。在襲擊發(fā)生后的那年新年前夜，邁克爾·達斯拉斯（Michael Dasrath）和埃德加多·丘爾格（Edgardo Cureg）準備乘坐大陸航空公司從新澤西飛往坦帕的飛機。達斯拉斯是出生于南美洲的美國公民，而丘爾格是來自菲律賓的美國居民。他們兩人都成功通過了各種安全檢察。達斯拉斯本來坐在頭等艙中，但由于一名攜帶寵物狗的婦女抱怨他使她覺得不舒服而被趕下了飛機。丘爾格也被趕下飛機，據(jù)說原因是他讓其他乘客感到緊張。

這些種族側(cè)寫的例子與我們在本章開頭所提到的阿馬登·戴爾羅悲劇有相似之處。在兩起案例中，都是由于膚色的原因，無辜的人成為了犯罪嫌疑人。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兩個例子又是相當不同的。在戴爾羅的案件中，警察幾乎沒有時間——幾秒或者更少——來仔細思考戴爾羅到底伸手去拿什么并對其做出反應。更有可能的是，警官們的自動化思維在起作用。而在威爾金斯的案例中，警察有足夠的時間來決定是否攔截他?？梢酝茰y，警察的決定是有更多意識參與的、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事實上，有證據(jù)顯示，美國的一些警察局鼓勵警員攔截黑人和拉丁美洲裔的汽車駕駛員，并且這一數(shù)字不成比例地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這意味著種族側(cè)寫在一些警局中是一種有意識的政策決定，而不是自動化思維的結果（Drummond，1999）。相似地，在兩人被趕下飛機的案件中，可以推斷，航空公司的職員有充分的時間三思而后行。

種族偏見既可能是自動化思維的結果，也有可能是有意識的、仔細思考的結果——這一問題我們將在第13章中詳細討論?，F(xiàn)在，我們采用這個例子來說明這種有更多意識參與的、控制程度更深的社會認知。控制性思維（controlled thinking）的定義是：一種有意識的、有意圖目的的、主動的和需要努力的思維。人們常常能夠根據(jù)自己的意志開啟或關閉這類思維，并能充分意識到他們所思考的內(nèi)容。另外，這一類型的思維需要努力是從它需要心理能量這一層面來講的。人們有能力一心一意地進行有意識的、控制性的思維，但人們不可能在考慮午餐吃些什么的同時，又仔細思考一道復雜的數(shù)學難題。相反，自動化思維能夠在根本不需要意識努力的情況下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