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行為生態(tài)學家，所以動物行為是本書的主題。我接受過行為生態(tài)學的傳統(tǒng)訓練，從中獲得的教益是不言而喻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牛津大學我曾在廷伯根（Niko Tinbergen）指導下工作過12個年頭。在那些歲月里，他對我的影響之深，恐怕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生存機器”這個詞語雖非實際出他口，但說成是他的首創(chuàng)亦不為過。近年來，行為生態(tài)學受新思潮的沖擊而生機勃發(fā)。從傳統(tǒng)觀點來說，這股思潮的來源不屬行為生態(tài)學的范疇。本書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于這些異軍突起的思想。這些新思想的倡導者主要是威廉斯、史密斯、漢密爾頓和特里弗斯（R. L. Trivers），我還將分別在有關章節(jié)中提及。

各方人士為本書的書名提出過許多建議，我已將他們建議的名稱分別移作有關各章的題目：“不朽的螺旋圈”，克雷布斯（John Krebs）；“基因機器”，莫里斯（ Desmond Morris）；“基因道德”，克拉頓–布羅克（Tim Clutton-Brock）和瓊·道金斯（Jean Dawkins），為我向他們表示謝意，另外，特向波特（Stephen Potter）表示歉意。

盡管假想的讀者可以作為寄托虔誠希望的對象，但同現(xiàn)實生活中的讀者和批評家相比，畢竟無太大實際意義。筆者有一癖好，文章非改上幾遍不肯罷休。為此，瑪麗安·道金斯（Marian Dawkins）不得不付出艱辛的勞動。對我來說，她對生物學文獻的淵博知識，對理論問題的深刻理解，以及她給予我的不斷鼓勵和精神上的支持，都是我從事此項工作不可或缺的?？死撞妓挂查喿x了全書初稿。有關本書的議題，他的造詣比我深。而且他毫不吝惜地提出許多意見和建議。湯姆森（Glenys Thomson）和博德默（Walter Bodmer）對我處理遺傳學論題的方式提出過既誠懇又嚴格的批評。而我所做的修改恐怕還不能完全使他們感到滿意，但我總希望他們將會發(fā)現(xiàn)修訂后的稿子已有所改進。他們不厭其煩地為我花費了大量時間，對此我尤為感激。約翰·道金斯以其準確無誤的眼力指出了一些容易使人誤解的術語，并提出了難能可貴的修改意見。再找到比斯坦普（Maxwell Stamp）更適合更有學問的“外行”了。他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初稿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文體缺陷，這對我完成最后一稿助益匪淺。最后，我還要向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羅杰斯（Michael Rodgers）表示謝忱。他審閱過我的手稿，所提意見富于助益；此外，他在負責安排本書的出版工作方面，做了許多分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