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事后在《國體戰(zhàn)爭躬歷談》中也回憶了與此文有關的一些情況，他說：“其時亦不敢望此文之發(fā)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于此大事無一人敢發(fā)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為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當吾文草成，尚未發(fā)印，袁氏已有所聞，托人賄我以二十萬圓，令勿印行。余婉謝之，且將該文錄寄袁氏。未幾，袁復遣人來以危詞脅喝，謂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誠老于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樂此，不愿茍活于此濁惡空氣中也。來者語塞而退。觀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當時各省勸進之文及北京各報館鼓吹之論，皆由利誘威逼而來，無一出自本心也。其時余尚有數(shù)函致袁氏，苦詞力諫，袁遂不聽，但袁方欲收攬人心，不肯興大獄，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無從加害于余，然偵探固日日包圍于吾側也。”（《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143～144頁）不久，梁啟超借口出國治病，于十一二月間乃與蔡鍔相繼南下。12月16日，他由天津乘中國新濟輪赴上海，一場聲勢浩大的護國戰(zhàn)爭將要在他的領導下拉開序幕，袁世凱的末日也已經不遠了。

梁啟超不是一個醉心共和的人，他的頭上至今還戴著一頂君主立憲的帽子，但是，當籌安會諸君以立憲為理由鼓吹帝制的時候，奮起反擊的，不是天天把共和掛在嘴邊的人，倒是十余年來積極鼓吹君主立憲的人，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梁啟超的這篇雄文恰好可以為我們釋疑。他首先告訴我們，作為立憲黨之政論家，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這一點恰恰是他立論的基礎。（同上，85頁）那么，何為政體，何為國體呢？簡言之，政體是指或立憲，或專制；國體是指或君主，或共和。在他看來，政論家應當恪守的原則之一，就在于依據(jù)國體而立論，“茍政論家而牽惹國體問題，故導之以入彷徨歧路，則是先自壞其立足之礎”。而且，國體的變更往往源自歷史的大趨勢，不會因為政論家的贊成或反對就有所改變。所以，“以政論家而容喙于國體問題，實不自量之甚也”。而“常在現(xiàn)行國體基礎之上，而謀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也。茍于此范圍外越雷池一步，則是革命家之所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當有事也”。（同上，86頁）對于革命，他在這里有一個解釋：“凡謀變更國體則謂之革命，此政治學之通義也?！保ㄍ?，96頁）他把籌安會的鼓吹恢復帝制稱為“革命”，就是這個道理。

他不認為國體有美丑善惡之分，也不反對任何國體，只反對在現(xiàn)行國體之下鼓吹另一種國體，他認為這是不妥當?shù)?。所以，在君主國體之下，他不主張共和；在共和既成事實之后，他又反對恢復帝制。他在清末是主張君主立憲的，直到辛亥革命既起，他還作了《新中國建設問題》，希望能維持舊國體，但在舊國體的基礎上革新政治，引導國家走上憲政的軌道。他當時能和袁世凱走到一起，甘于做他的羽翼，不過是心懷一種希望，以為可以“合群策合群力以圖政治之改革”。如果“舊國體一經破壞，而新國體未為人民所安習，則當驟然蛻變之，數(shù)年間其危險苦痛將不可思議。不幸則亡國恒于斯，即幸而不亡，而緣此沮政治改革之進行，則國家所蒙損失，已何由可贖”。（同上，87頁）事實上，辛亥革命以來這四年，全國民眾所受之苦痛，全部來自國體變更之后所帶來的社會動亂?，F(xiàn)在，前一次變更國體的余波未盡，第二次變更國體的議論又已興起。如果說前一次變更國體尚有不得不變的事勢所推動，并非政治家一廂情愿的話，那么，這一次則完全是幾個文人在那里翻云覆雨。而且，怎么能說共和一定帶來專制，而君主才能立憲呢？這與從前有人提出的君主決不能立憲，唯有共和才能立憲，如出一轍。辛亥革命之初，倒是有過以君主制行立憲政治的機會，但機會既失，共和已成事實，就應在共和的基礎上共謀立憲，不能將立憲不能馬上實現(xiàn)的責任推到共和身上。國體是天下重器，可靜而不可動，是不能翻來覆去做實驗的。只因共和不能馬上實行立憲就想推翻共和，但誰敢擔保國體一變憲政即可實行呢？如果不能實行，那么，有人是否又將以此為理由，要求改變國體為共和呢？這樣改來改去，國家真的要永無寧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