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對梁啟超"所極不忘者獨圣明之主"絕不能接受。他是堅信"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的，在他看來，"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即使所謂圣明 之主如光緒皇帝這樣的人，也和普通人的情感是一樣的，他真的能把滿洲已經(jīng)享有 的一切都放棄，讓漢人享用嗎？也許他沒有滿漢不同的偏見，但五百萬滿洲人能答 應他嗎？"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 者什伯于太后，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于榮祿"，所以他說 ："今其所謂圣明之主者， 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堯耶？其雄桀（杰）獨斷果有以儕于俄之大彼得者耶？由是 言之，彼其為私，則不欲變法矣 ；彼其為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進退無所處，而猶 隱愛于此一人，何也？"對于梁啟超所批評的國民的劣根性，以及官吏的腐敗和愚 昧，他竟認為，不過是"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為心者"，意思就是說，他們對 滿洲都不是真心，"所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 若曰為之馳驅效用而有所補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他甚至把束身自好， 優(yōu)游卒歲，貪墨無藝，怯懦忘恥者，統(tǒng)統(tǒng)看作是"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為心者"，以為是一種不合作的態(tài)度，這就有點以"仇滿"、"排滿"、"逐滿"為是非了。按照 他的設想，滿洲人應該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東胡大抵，曠蕩鮮人，水草猶多，牧馬猶殖，使夫五百萬人者，反其故土，林林而立，總總而居，亦猶是滿洲之舊俗也"。他以為，這樣對待滿洲人，已經(jīng)"至公至仁"了，即使真像當年滿洲人對待漢人那樣，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合于九世復仇之義，夫誰得而非之"？對于梁啟超 所說的君主立憲，他認為，以中國目前的條件，是做不到的。因為，要對權力進行 限制，就必須要有國會和議院，"而是二者皆起于民權，非一人之所能立"。但當今 中國的民權在哪里呢？而且，當國民擁有民權之時，為什么還要尊光緒為皇帝呢？（《正仇滿論》，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冊，94 ～ 99 頁）

梁啟超沒有對章太炎的《正仇滿論》作出回應。事實上，梁啟超雖然也談保皇，但自流亡海外以來，他的思想從來沒有停留在?；噬稀９饩w二十八年（1902 年）十月， 何擎一將梁啟超數(shù)年所作文章匯編為《飲冰室文集》，這是梁啟超的著作第一次結 集出版，他在《自序》中說 ："以吾數(shù)年來之思想，已不知變化流轉幾許次，每每 數(shù)月前之文，閱數(shù)月后讀之，已自覺期期以為不可。"（《梁啟超年譜長編》，294 頁） 而此時他的思想正日趨激烈。那時，他不僅鼓吹革命，鼓吹破壞主義，也鼓吹排滿， 他在民國元年《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詞》里說 ："當時承團匪之后，政府瘡痍既復， 故態(tài)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憤慨，故報中論調，日趨激烈。壬寅秋間，同時復辦一 《新小說報》，專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時為最矣。"（同上，298 頁）不過，就梁啟超而言，當時他所面臨的局勢太復雜了。大約兩年前，他與孫中山的合 作意向，由于康有為的反對而被迫終止，雙方不再往來。這時，章太炎在東京舉辦 支那亡國紀念會，聘請梁啟超、孫中山為贊成人，梁啟超先是復書贊成的，數(shù)日之 后，又致函章太炎，表示自己支持他的舉動，但不必具名，希望將他的贊成人名義 取消，就是考慮到康有為的感受。他在這一年的四月寫信給康有為，還說："至民主、 撲滿、保教等義真有難言者。弟子今日若面從先生之誡，他日亦必不能實行也，故不如披心瀝膽一論之。今日民族主義最發(fā)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 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弟子所見，謂無以易此 矣。滿廷之無可望久矣，今日日望歸政，望復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 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同上，286 頁）

梁啟超說的是實話。從他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他的左右為難。在經(jīng)歷了 戊戌政變，六君子蒙難，庚子勤王失敗之后，梁啟超對清政府已經(jīng)非常失望。光緒 二十八年（1902 年）初，慈禧和光緒一行返回北京之后，并沒有表現(xiàn)出變法維新的 誠意和決心，而是更加讓人失望。這年一月，奉行兩百多年的滿漢通婚的禁令宣告 廢除，梁啟超寫了《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他在其中寫道 ："今則外憂日迫，民智 日開，政府竊竊然憂漢滿水火，終釀大患，頗思所以調和之策，頃乃以懿旨詔互相 通婚，其用心良善。"但是，"滿漢之溝絕數(shù)百年矣，其俗不相習，其性不相同，雖日下一詔以敦迫之，吾知其不過一紙空文耳"。他又說 ："政府若真欲除漢滿之界也， 則當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實利實益示之，雖無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雖通 何益？"（1902 年 2 月《新民叢報》第 2 號，見《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冊，79 頁）

但是，康有為對于梁啟超的態(tài)度頗不以為然，他當時寫了兩封很長的信，專門 討論革命自立等問題，一封是《復美洲華僑論中國只可行君主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一封是《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這兩封信以《南海先 生最近政見書》為題發(fā)表于《新民叢報》第 16 號，章太炎看到后，當即慷慨陳詞， 寫下了名噪一時的雄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這篇文章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 為題，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六月二十九日的《蘇報》上發(fā)表，巧的是，第二天， 清政府便照會上海租界當局，以"勸動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等罪名將章太炎逮 捕。鄒容聞之，激于義憤，亦主動投案。章太炎的被捕最初也許不是由于這篇文章， 但這篇文章在后來的敘事中卻被認為是近代史上震驚中外的《蘇報》案的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