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出了什么問題？我希望通過間接的方式——考察基金會在美國的項目來探討這個問題。這樣不僅將問題和我的理念框架聯(lián)系起來，還能保持敘述的連貫性。

1996年，我的基金會逐漸在美國活躍起來。那時，蘇聯(lián)體制已然瓦解，喧囂混亂的局面也開始恢復有序。有關國家，包括我的基金會網絡在內也都逐漸恢復了秩序。但是新成立的國家有許多缺陷還有待改善，基金會網絡的議程也仍舊滿滿當當。盡管如此，和動蕩時期一樣，基金會的活動并未吸引到多大關注。因此，我將注意力轉向了全球化的問題，還將基金會網絡延伸到了世界其他地區(qū)——尤其是非洲，當然我也沒有忘記美國。基金會網絡從范圍上來說已經真正實現了“全球化”。

開放社會并非完美的社會形式，仍然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將此定義運用于美國，我發(fā)現美國社會也存在著一些缺陷，有待進一步改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發(fā)現了兩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即死亡和毒品的問題，但是我們的應對方法卻使問題變得更加不可收拾。它們也是我在美國成立的基金會首要解決的問題。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的社會不愿接受這個事實。人們不遺余力地否認或忽略死亡的事實。一直以來，醫(yī)學界過分執(zhí)著于延長人類壽命，甚至連醫(yī)療保險都沒有將死亡作為可補償的醫(yī)療事故。這一切使死亡的過程看上去比真正的死亡要痛苦得多。我設立了名為“在美國身故”（Death in America）的項目，致力于減輕與死亡有關的痛苦。項目開發(fā)利用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專業(yè)知識，并主要通過聯(lián)誼會以及專家、普遍民眾之間口耳相傳的方式推動這類知識的普及。和右翼反對者的指控相反，項目旨在大力提倡臨終關懷而非安樂死。項目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此原本為期5年的項目在一度延期之后才完美落幕。臨終關懷原則逐漸在醫(yī)學界站穩(wěn)了腳跟，并逐漸為公眾所接受。但是對死亡的恐懼或者否認并沒有消失。如我們還將看到的那樣，它不僅在反恐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還在植物人特麗·夏沃（Terri Shiavo）一案中再度浮出水面。但這些都屬于政治層面而非專業(yè)層面的表現，因此我們必須區(qū)分對待。

毒癮是另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然而打擊毒品卻使問題變得更加嚴峻。這就是我為什么會參與解決毒品問題的一大原因。毒品政策對履行開放社會的原則尤為適用——我們無法獲得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而且追求所謂的“無毒美國”很可能招致不良后果。對于如何解決美國濫用毒品的問題，我并無獨到見解。身為波普的弟子，我認為我們可以通過反復試驗的方法改善這種局面。但我確信無疑的是：禁毒戰(zhàn)爭弊大于利，我們必須開辟新途徑減少毒癮危害。這正是我以“減少危害”的名義推行的方法。這里的“危害”不僅包括毒癮的危害，還包括禁毒戰(zhàn)爭的危害：監(jiān)禁率居高不下、非裔美國人和西班牙人社區(qū)瀕臨崩潰、毒品生產國逐漸墮落為毒品國家、腐敗以及權力濫用的問題層出不窮。我發(fā)現自己深陷在毒品問題的泥沼中無法自拔，而且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尤為偏執(zhí)和狹隘。幾乎沒有人愿意涉足毒品政策的改革，許多政客將它當做“輸電軌”——輕輕一碰便立即“觸電身亡”。我身份獨立并且富有，因此我比大多數人處在更加有利的地位，更能堅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即將遭遇的惡意反對，也沒有預見到隨后的反恐戰(zhàn)爭。反恐戰(zhàn)爭與禁毒戰(zhàn)爭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