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布什總統再次當選的時候，我在毒品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使我更容易遭到外界的抨擊。我受到了種種指責——來自從毒品合法化的“富翁老爹”（約瑟夫·卡利法諾，前衛(wèi)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到販毒的資助者（丹尼斯·哈斯泰特，眾議院議長）。這些都嚇不倒我，一旦我選擇了參與就絕不輕易退縮。我支持改革包括洛克菲勒毒品法（Rockefeller drug laws）在內的嚴苛的制裁條例。在20世紀90年代，我?guī)ь^為針具交換項目提供贊助，以阻止艾滋病的傳播。我與其他人一道，為選民投票提供資金支持，目的在于促使藥用大麻的合法化、確保人們獲得治療所需的麻醉藥品，而不是因為持有毒品被判處監(jiān)禁，以及削減警察和公訴人的資產沒收權。除此之外，為推行減少危害的原則和實踐，我支持建立毒品政策聯盟（Drug Policy Alliance）的國家機構。戰(zhàn)役還在繼續(xù)。

我發(fā)現，一些被人們視為職業(yè)的活動正逐漸趨于商業(yè)化，這種趨勢是開放社會面臨的又一威脅。包括法律和醫(yī)學在內的職業(yè)都是如此——更不用提政治了。一旦職業(yè)轉化為唯利是圖的商業(yè)，所謂職業(yè)標準也將危在旦夕；這反過來使開放社會特有的價值觀念變得更加缺乏。這些擔憂主要源自于我的理念框架。在框架的指導下，我設立了一系列和法律職業(yè)以及醫(yī)學職業(yè)有關的項目。這些項目依靠自己的力量發(fā)展壯大，并且促成了許多意義非凡的活動。項目成立的初衷是為了解決一些特定的問題，但它們在履行初衷方面并未取得太大進展。美國基金會在刑事審判領域展現出了不屈不撓的精神，一方面是因為基金會領導人參與人權和公民自由運動的背景，一方面因為我們要做的還很多。

與項目成立之初時相比，人們越加缺乏對職業(yè)價值觀的尊重。如今，這種現象甚至延伸到了科學和學術領域。知識產權將思想變成了財產，人們從事科研活動是為了創(chuàng)造財富而非追求知識。原本純潔的學術研究逐漸失去了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感，對知識產權的追求往往會阻礙人們對真理的追求。

更糟的是，科學界和學術界都遭到了意識形態(tài)的攻擊。在科學領域，智能設計的擁護者聲稱，非科學理論和科學理論是平等的，如此一來科學理論便越發(fā)不能容忍對立假設的存在。在學術界，右翼分子利用人們爭取種族和性別平等的努力鼓吹政治多樣化，進而使政黨政治成為學術人才雇傭制度的一部分。大學院校難以抗拒政黨政治的入侵，因為種族和性別配額削弱了它們擇優(yōu)雇用的權力。

和商業(yè)心態(tài)一樣，政治事務也在向毫不相關的領域蔓延。這兩種趨勢都對開放社會構成了威脅。在前進的道路上，基金會還將迎來一項新的任務。

雖然我的基金會針對的是美國社會的弱點，但我仍將美國視為一個安全穩(wěn)定的民主國家。就算我一直傾向于民主黨，我也并未深入參與政黨政治。我和克林頓政府多有往來，但大多限于外交政策方面。在毒品政策方面，民主黨人確實比共和黨人好不了多少——雖然我們在許多問題上有分歧，但我決定和保守共和黨人、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自由主義者米爾頓·弗里德曼以及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就毒品問題攜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