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和蔣的協(xié)議也在中共和紅軍基層制造出極大的混亂。為了澄清，中共向全體黨員發(fā)布秘密公告，宣稱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只是策略，使黨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擴張勢力。蔣也看到這份公告，寫下：這顯示“共產黨的奸詐”，但是他并未公開宣揚這個觀點，繼續(xù)把中共當做忠心的小老弟看待。他也放棄削弱軍閥的努力，現(xiàn)在全神貫注到準備抗日。他需要全國團結以及蘇聯(lián)的軍援。

蔣介石認為，如果一年內他可以領導抗日成功——他相信至少這是可能的劇本——事后總有辦法處理共產黨的威脅。蔣氏突然很正面甚至高度評估對日作戰(zhàn)的勝算，有一大部分是反映他的德籍顧問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ulkenhausen）將軍突然變得樂觀；這位德國將軍前幾個月還說中國軍隊需要兩年時間才能跟日本開戰(zhàn)，現(xiàn)在他卻告訴蔣，國軍已夠強大，可“把日本人趕出長城”，因此力促委員長要防守沿海地區(qū)和長江流域，不要計劃早早退守四川。一九三七年三月，他建議蔣派遣中央軍部隊進駐北平、天津地區(qū)，此一行動勢必會引爆全面戰(zhàn)爭。蔣氏很早就了解日本皇軍所擁有的陸?？宅F(xiàn)代火力——此一力量可與歐洲的兵力互較高下——現(xiàn)在，他覺得已可和日本大敵放手一搏。蔣也可能因為目睹新練精銳部隊演習操練的景象壯觀而信心倍增，加上他覺得民氣可用——民意不僅支持他本人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也支持政府終于明顯有了抗日的計劃。此外，他可能也說服自己相信，國共停止內戰(zhàn)已使中國有了抗日必需的團結和精神力量，可以對抗日本——不論是打一場有限戰(zhàn)爭，或是曠日持久的長期抗戰(zhàn)，都沒問題。不論出于什么原因，他和法肯豪森對當時中國軍事力量的評估，有過度高估的情況。

六月間，蔣派出一支半官方的國民黨代表團到中共邊區(qū)考察，發(fā)表抗日演講。藍衣社也奉命集中力量懲罰親日“漢奸”。共產黨控制地區(qū)變成“特區(qū)政府”，名義上受南京中央管轄。中共開會時，蔣介石的照片也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照片并列。即使一般中共黨員也曉得這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中共為示“守信”，停止新的沒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則不予歸還；停止反國民黨的宣傳；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斯諾觀察到，這些改變“并未影響中共的基本理論、方案或自主地位”。蔣氏對這一切全都心里有數(shù)。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蔣經國帶著蘇聯(lián)妻子方良、十六個月大的兒子孝文，回到上海。幾個星期后，蔣經國踏進杭州一處招待所，恭迎父親駕到，并跪地磕頭。委員長指示兒子花幾個月時間重拾中文作文、溫習古籍和國父遺教。然后，他帶蔣經國進入書房，拜見繼母宋美齡。每個人都正經八百、客氣相待，完全不提父子多年來的不合；蔣也建議兒子把他在蘇聯(lián)滯留近十三年的經驗寫下來。

雖然蔣仍苦于西安事變所受的傷，他的政治地位卻日益堅固。詹森大使向國務院報告說：中國人“不問其個人或政治傾向如何”，普遍認為蔣氏繼續(xù)在位，“是救國大業(yè)最需”。蔣本人盡管身體不適，卻覺得“數(shù)日來，精神與身體皆覺較前舒適”。

七月七日炎熱的夜晚，明月當空。日本華北駐軍（兵力僅約五千到七千人）約一百三十五人在距北平十六公里的八百年古橋盧溝橋附近演習。當晚十點半左右，中國二十九路軍士兵對朝向盧溝橋逼近的日本武裝隊伍開火。日軍反擊。雙方軍營聯(lián)絡官通電話后，互相道歉，但是日本旅團長不想示弱，下令炮擊中國部隊，中方也立刻回敬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