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伙人擠進幾輛汽車，駛經已經覆蓋了雪的馬路，前往機場。委員長夫婦搭乘少帥的波音專機離開，委員長坐在副機師的位子。當天他們抵達南京時，從機場到城里，數千民眾夾道歡呼，沿路鞭炮有如機關槍響個不停。蔣前往西安時是個孚民望的領袖，現在則以民族英雄之姿歸來。西安事變凸顯出蔣、周之間的個人關系。如果蔣要歸功任何人幫他脫險，毫無疑問，周要居首功。一九四一年，蔣告訴拉鐵摩爾，他認為“雖然周受得是延安的控制，卻是個可以信賴的人”。多年之后，蔣寫說，在西安時，他認為共產黨（當然指的是周恩來）“真心后悔”。雖然周有時候也跟毛澤東同一調子，嘲諷蔣相信他的真心，但是事后的事件展現，周的確相信也在中共黨內力主，如果蔣遵守他在西安的承諾，共產黨應該奉蔣介石的實質領導優(yōu)先抗日。

委員長認為在政治場域上，他確實忠于自己對個人德性的信仰。在西安，蔣遭受尤其嚴重的背叛與折磨，類似周這樣的忠誠宣誓，對他而言是外人所能展現最真情流露的請吁。每當面對嚴重挫敗，蔣強烈但內向憂郁的個性傾向將自己視做注定要受苦的烈士。兩個月后，蔣在日記中拿西安考驗與耶穌的屈辱和審判作比較。他對周說如果中共將領聽命于他，便會對待他們如同對待他最忠心的部屬，此處所言應不假，因為起碼這能展現他高尚的姿態(tài)。然而他心里深處對中共的不信任，其實并未消散。

蔣回到南京后，召見陳立夫。陳立夫問：“周恩來在西安的態(tài)度如何？”蔣答說：“很好。”接下來，陳建議大批中央軍既已部署在陜西附近，何不趁勢收拾共產黨；但蔣低頭不語。他已經作了承諾。消滅共產黨，或是把他們趕出中國的機會已經錯失。陳覺得蔣已經累了，就告退了。

若是沒被劫持，蔣又推動剿共，毛可能被迫躲入西伯利亞或外蒙古；而鑒于蘇聯遭受的嚴峻威脅，斯大林可能也會提供給蔣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軍侵華時他給的同樣的軍事援助。在這種情況下，蔣在戰(zhàn)后和共產黨交戰(zhàn)時就會更強而有力。但是，如果沒發(fā)生西安事變，毛澤東被斯大林催促，可能也會同意陳立夫、張群、周恩來、潘漢年所談妥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案。如果斯大林接下來又與中國建立秘密軍事同盟，蔣可能會取消“最后五分鐘”的攻勢，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還是會開始。因此我們可以說劫持事件本身并沒改變歷史，影響事件發(fā)展的是蔣的決定。十二月二十六日，從西安平安回到南京后，他有另一個大好機會可選擇以全面軍事手段解決共產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