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日本在中國留學生心目中是成功的典范。而楊度留學日本，一方面學習日本經(jīng)驗，另一方面卻不肯盲從日本人的勸告。在爭論中，楊度甚至還用了“今有一言正告先生可乎”這樣強硬的語氣，完全沒有把自己放在嘉納之下，有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概。不過，與一般的“年少氣盛”不同，楊度作為一個具有一定功名（舉人）、一定社會經(jīng)驗的士大夫，他對嘉納言論的不滿，更多的是基于對日本人的“亞洲主義”的警惕。嘉納治五郎是日本“代興支那教育”的堅定倡導者，初看之下，是中國的國際友人。但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他的立場實際上是日本的“亞洲主義”者的反映。這一概念本身很復雜，“亞洲主義”簡單地說就是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之后對自身的一種定位。迅速富強起來的日本，力圖擺脫西方附屬地位，遂打出了“亞洲主義”的旗號。強調的是，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亞洲各國應聯(lián)合起來，共同對抗西方。

然而，這個亞洲聯(lián)盟以誰為主呢？那就是日本。所以，“亞洲主義”除了包含著對西方的抵抗之外，還包含著日本人的擴張野心。它可以簡化為：亞洲是日本人的亞洲。這樣一種以日本為中心帶動亞洲整體富強的觀念，對于非中心的國家中國、朝鮮而言，實際上是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換句話說，就是中國“被”日本代表了。楊度質疑嘉納治五郎的“亞洲主義”的立場，正是對日本擴張主義的警惕和憂慮。所以，當嘉納治五郎談到“支那人”應該臣服于“滿洲人”之類的言論時，楊度反應尤為激烈。

嘉納不得不承認，對于滿洲、支那兩種教育，要各去其壓制、服從兩種根性，不能讓滿洲人以喜怒為法律作威作福，也不能讓支那人以奴隸之性甘愿匍匐于滿洲人之下。

最后，楊度與嘉納討論了公德教育問題。在如何造就適合于時勢的公民問題上，二者達成了共識。

討論完畢，楊度道別而出。他感慨：我國的愛國人士，你們不要因為我跟嘉納的辯難而責怪我失言。我國自從興教育開始，就以取法日本為捷徑。我們來日本留學，是為了興教育；日本也是以代支那興教育為己任。但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難道是為了當奴隸嗎？如果不與嘉納辯難，我們有幾個人能不至因為聽了嘉納的話歸國從事奴隸教育的？我正想薈萃全國言教育者，共謀精神教育的方針，統(tǒng)一全國的教育宗旨，振奮民族精神，又怎么能不先與主持我國教育的嘉納君辯難呢？數(shù)次辯難，始得一公理主義，就連嘉納也不能不服從這公理主義。能施至善之教育于我國民，能布獨立之精神于我民族，則國家賴此有前途。就算我一人獲失言之咎，又何足惜！

這時的楊度，已經(jīng)不是那個蟄居鄉(xiāng)間、滿腦子《春秋》治國觀念的舊書生，而成為一名具備國際視野與現(xiàn)代政治素養(yǎng)的新學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