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見解而止；他對于哲學并沒有興趣。我則自少年時便喜歡用深思。所以就由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謂“有好處”？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確定它。于是就引到苦樂問題上來。又追究到底何謂苦，何謂樂？對于苦樂的研究，是使我深入中國儒家印度佛家的鑰匙，頗為重要。后來所作《究元決疑論》《究元決疑淪》為二十四歲作，刊于《東方雜志》，后收為東方文庫之一單行小冊?！咧?，有論苦樂的一段尚可見一斑。而這一段話，卻完全是十六七歲在中學時撰寫的舊稿。在中學里，時時沉溺在思想中，亦時時紀錄其思想所得。這類積稿當時甚多，現(xiàn)在無存。

然在當時感受中國問題的刺激，我對中國問題的熱心似又遠過于愛談人生問題。這亦為當時在人生思想上，正以事功為尚之故。

當時——光緒末年宣統(tǒng)初年——正亦有當時的國難。當時的學生界，亦曾激于救國熱潮而有自請練學生軍的事，如“九一八”后各地學生之所為者。我記得我和同班同學雷國能兄，皆以熱心這運動被推為代表，請求學堂監(jiān)督給我們特聘軍事教官，并發(fā)給槍枝，于正課外加練軍操。此是一例；其他像這類的事，當然很多。

為了救國，自然注意政治而要求政治改造。像民主和法治等觀念，以及英國式的議會制度、政黨政治，早在卅五年前成為我的政治理想。后來所作《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此文見于《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中華書局出版?！?，其中詮釋近代政治的話，還不出中學時那點心得。——那時對于政治自以為是大有心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