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幾年里，宋子文為中國的財政辛勤工作。他進行了扎實的、亟須的改革：建立標準化的貨幣、改進關(guān)稅和稅收征集、集中經(jīng)營銀行系統(tǒng)，（在1932年）甚至實現(xiàn)了預(yù)算平衡。亞洲人紛紛談?wù)撈鹚巫游?，說他是亞洲最有前途的和最能干的、也是脾氣最暴躁的政治家??他具有美國人講究效率的理念。他下決心要使華夏古老的車輪能像汽車輪子一樣快。他的慣用方法之一是，命令他的部屬“應(yīng)急待命”，這意味著他們不能離開辦公桌去按照中國傳統(tǒng)慢條斯理地吃午飯或扎堆閑聊，或者搞各種各樣的中國式磨洋工（《時代》，1944年12月18日）。

宋子文與姐姐宋慶齡也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政治上的分道揚鑣，沒有完全淡化彼此的親情?？箲?zhàn)爆發(fā)后，一位在香港結(jié)識宋慶齡的德國姑娘的說法可作佐證。這位德國姑娘的中文名字叫王安娜，她是中共地下黨員王炳南的妻子。王炳南的父親與楊虎城為至交，因而王一直得到楊虎城的照顧和重用。在西安事變的全過程中，王炳南便在楊虎城身邊，發(fā)揮過重要作用。王安娜這樣說到她印象中的宋子文：

1938年6月，我和孫夫人在香港相見時，我覺得，就對問題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孫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當時是中國銀行的董事長。在政治上他和這個姐姐的思想很接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樣的勇氣和不屈不撓的意志。就如美國作家文森特?希恩曾恰當?shù)胤Q他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義者”一樣，他每每為內(nèi)部的糾紛而煩惱。對受美國教育的宋子文來說，與外國人相處比與中國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國人看來，他是個忙忙亂亂、充滿熱情、忽三忽四、充滿矛盾的人（《中國——我的第二故鄉(xiāng)》）。

于是，綁在蔣介石戰(zhàn)車上的、具有不同政治色彩和性格特點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蔣身邊的人”之外的人。政治局勢瞬息萬變，中美關(guān)系冷熱起伏，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內(nèi)部的派系斗爭，因宋、蔣之間的恩恩怨怨和權(quán)力消長，也就多了一些耐人尋味的故事和歷史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