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那些著名的話語中，也可看出他的思想資源之單調(diào)與貧乏。過來過去，全是舊文人的那一套。所不同者，不過是他的話說得絕對些罷了。你說封建時代有人吃人的事兒，他就說一部中國歷史都寫著“吃人”二字。你說“人心險惡”，他就說“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有的意思，別人早就說過了，到了他那兒，不過變了個說法。比如吳稚暉一九二四年在紀念五四運動五周年所寫的文章中就說過：“古書是無價值的糟粕，應該把它們從學生手上扔到茅坑里去！”（《科學周報編輯話》）魯迅一九二五年在《青年必讀書》中就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p>

總之，在魯迅的著作中，你看不到執(zhí)著的人生理念，也看不到系統(tǒng)的社會理念。這一缺憾，使魯迅在與英美留學歸來的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爭論中，常常顯得窮于應付，他的長處在冷嘲熱諷，潑辣恣肆上。這一招，對那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來說，只能是無言也無招以對了。

對自己的這一手，魯迅既很得意，又不能不感到困惑與怯懦。終其一生，魯迅很少寫對社會建言的文章，也很少寫分析社會事件的文章，其原因怕就在這里。

一九二七年到上海，接受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委托，統(tǒng)率起中國文化革命的新軍之后，魯迅主動學習了馬列主義的社會學理論與文藝學理論，情況才有所改變。這一來，讓魯迅很是振奮，覺得自己雖然得道晚了些，得的是道主真?zhèn)?，比那些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之類的人云亦云的東西要強多了。多少年無法與英美留學生抗衡，這回可得到了法力無邊的武器，看你們往哪兒跑！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晚年服膺馬克思主義，服膺階級斗爭學說，還是有幾分真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