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上文，魯迅又說：“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民國告成以后，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xiàn)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xiàn)?！边@話怕也說得太過了，比如“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怕就不確。我不知道，魯迅說的這幾個詩人中，包括不包括但丁、果戈理（他譯鄂戈里）、拜倫（他譯裴倫）、雪萊（他譯修黎）、濟(jì)慈（他譯契支）、荷馬（他譯鄂謨）、彭思（他譯朋思）、普希金（他譯普式庚）？若包括，我不相信從五四運(yùn)動到魯迅寫此序言的一九二六年，這六七年間竟沒有人提起過這些詩人中的一個。

既然說這“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只要有人提起其中的一個，便可知其立論的荒謬。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晨報副刊》上載有仲密的文章《詩人席烈的百年忌》。仲密者，周作人也。席烈，英文名Percy  Byysshe  Shelley，即雪萊，也即魯迅譯作修黎者也?！赌α_詩力說》中對雪萊的介紹，較之其他詩人為多，整整一節(jié)（第六節(jié)），不足兩千字。而周作人此文，約三千字，不僅介紹了雪萊的生平和思想，還譯了雪萊五六節(jié)詩（有的是詩?。?。關(guān)于雪萊，周作人不光寫了這篇介紹文章，早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晨報副刊》上，還登載過他譯的雪萊詩《與英國人》。

雪萊、濟(jì)慈這幾個詩人，徐志摩、吳宓也多次提到過。二十世紀(jì)二十年代前期，那么多英美留學(xué)生回國了，只要一寫談英詩的文章，怎么會不提雪萊、濟(jì)慈、彭思這些大詩人呢。真不知道魯迅寫序言那會兒是怎么想的。不敢說心態(tài)不正常，至少也是慮事不周吧。

再就是，這篇《摩羅詩力說》，無論是篇幅還是寫法，都像是一篇“雜湊”的文章。一下子論述了七八位歐洲的著名詩人，說是對他們都作了一番研究才寫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說，魯迅在日本求學(xué)期間，受尼采思想的影響還是明顯的。

僅此三個方面的思想資源，就決定了魯迅后來的作品，不管是涉及時政的雜文中，還是與對手的論戰(zhàn)中，都提不出什么系統(tǒng)的明確的社會理念?！皞€人主義”、“超人”云云，只可藏在心里，是說不出口的。那么他就只能是從少年時看過的書上，古代的人與事上，親歷的世事中，尋找實例的證明。所謂的理論，不過是舊文人常說的民生多艱、家國一理、修齊治平那一套空話、大話。最明顯的是，對人的評價，總也出不了君子小人之別，頂多變個法兒，把本來要斥之為小人的，反諷為“正人君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