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yè)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后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tài)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55頁）

為了能打動陳獨秀的心，胡適還舉了當年的一個例子：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jié)。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里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最后說：

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并不是舊勢力的不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和污蔑。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丑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會怕懼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后，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57頁）

陳獨秀和胡適的不同，有各自性格的不同，有社會處境的不同，更大的怕還是教育背景的不同。不同的教育背景，就會有不同的思想訓練，也就會有不同的人生理念，不同的社會理念。這之中，最重要的，該是不同的思想訓練。這一點，在他們最初的交往中，就顯示出來了。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上刊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時，胡適尚在美國。四月九日收到雜志后，胡適給陳獨秀寫了封信，其中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有自己的主見，同時又容許他人提出不同意見，共同討論，明辨是非，決不以己意強加于人。二十七歲的胡適，已然有了這樣豁達坦誠的態(tài)度。只能說，這是受美國民主教育與思想訓練的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