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對舊派心理上的威脅，最典型的例子該是劉半農的留法讀博士了。周作人也有記述：

現在要講劉半農，這也與胡適之有關，因為他之成為法國博士，乃是胡適之所促成的。我們普通稱胡適之為胡博士，也叫劉半農為劉博士，但是很有區(qū)別，劉的博士是被動的，多半含有同情和憐憫的性質。胡的博士卻是能動的，純粹是出于嘲諷的了。劉半農當初在上海賣文為活，寫“禮拜六派”的文章。但是響應了《新青年》的號召，成為文學革命的戰(zhàn)士，確有不可及的地方……可是英美派的紳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諷，使他不安于位，遂想往外國留學，民九乃以公費赴法國。留法六年，始獲得博士學位，而這學位乃是國家授與的，與別國的由私立大學所授的不同，他屢自稱國家博士，雖然有點可笑，但這是可以原諒的。（《知堂回想錄》第358頁）

這兩則資料很有意味。周作人的書，寫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對胡適的態(tài)度不能不受時局的影響，他本人是太炎門生，筆下不會不有所倚側。稱劉半農為博士是同情和憐憫，稱胡適是嘲諷，這心態(tài)先就不對。除去這兩點，應當說所記基本是實情。至于說英美派紳士即胡適等人，看不起劉半農且明嘲暗諷，怕言重了。心里看不起，臉上或許會不屑，言語上怎樣傷害，想來不會吧。他們的存在，他們與日俱隆的聲譽，對劉半農這樣沒有留學經歷，且與太炎門生們過從甚密的教授，無形間就是一種巨大的壓力。

再就是，劉半農不前不后，恰于“民九”即一九二○年赴法留學，也是很值得玩味的。五四運動的熱鬧勁兒過去了，要在北大這樣的學術重鎮(zhèn)生存，憑靠的不是一時的痛快，而是學術上的建樹。這樣的情勢之下，劉半農就不能不考慮自己的資歷了。就是英美派紳士不明嘲暗諷，自己還不知道自己的本事嗎？只能說劉半農是個有上進之心的人，是個能與時俱進的人。這一點，他比那些太炎門生們要高明多了。這與他當時年齡不太大也有關系，劉半農當年不過二十九歲，與胡適同年出生。

黃侃的心態(tài)就是魯迅的心態(tài)，劉半農的處境就是魯迅的處境，還沒有進入北大，魯迅的心態(tài)和處境，已大致確定了。這是我們事后的分析，當時魯迅怕是懵然不知的。

經過四個月的準備，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魯迅高高興興地踏上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講堂，講起他精心準備的中國小說史了。

這就是魯迅的不幸。沒有趕上昔日的輝煌，卻恰好承擔了今天的艱窘。好在他是有大本事的，自負與才學讓他一時還感受不到歷史的冷落。已然掀起的新文化運動，更讓他興奮不已，一展雄才，此其時矣。只有當豪華落盡之際，才會感到歲月的無情，人生流轉的無奈。

以上只是就北大的情形而言，若是放眼那個大的時代，對魯迅的處境，就可以看得更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