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教育部的僉事，這是個不小的官兒，若他一直以票友的身份參與新文化運動，保持一種局外人的心態(tài)，也就不會有后來那么多的麻煩了。

魯迅的不幸在于，后來以兼職的身份進了北京大學教書，這就把他拖進是非的旋渦里了。

是二弟周作人，把魯迅引進北大的。

一九一七年春天，魯迅托蔡元培的面子，把二弟從南方叫到北京，進了北大。初來時，因是四月間，只有美學課需人，此外便是預科的國文，這些課周作人說他都不能勝任。當時國史館剛由北大接收，改為國史編纂處，蔡元培讓他去做編譯員，到了八月，中文系有了空缺，改任文科教授。

轉眼到了一九二○年八月，中文系安排下學期的課程，系主任馬幼漁想讓周作人開一門叫中國小說史的課，每周兩小時，周作人答應了?；丶液汪斞刚f起，覺得哥哥去教更為合適，魯迅說去試試也好。魯迅的本事，馬幼漁是知道的，自然不會見怪周作人的舉賢不避親。八月六日晚間，馬幼漁便將北京大學的聘書送到紹興會館補樹書屋，交到魯迅手上。因為魯迅是教育部的現(xiàn)任官員，屬兼職，按北大的規(guī)定只能聘為講師。當年的講師和教授，沒有學術資格上的差別，只是專職與兼職的區(qū)分。

如果說一九一七年的北京大學，蔡元培剛主政不久，正在援引人才，各種改革措施紛紛出臺，英美派和太炎門生的矛盾還不怎么彰顯的話，經過五四運動，隨著更多的英美留學生進入北大，這種矛盾，和由矛盾而引起的斗爭，就一天甚似一天了。因為北大老人中，還有一部分是留學法國的，而這些留學法國的，和留學日本的，有著同一淵源（好些是先去日本后去法國），因此有些書上，將英美派與太炎門生的矛盾，擴大一點稱做與法日派的矛盾。通俗一點，也可說是新派與舊派。

魯迅一進入北大，以他的留學出身，師承，還有籍貫，很快便和太炎門生們打成一片。他本人就是太炎門生。對新派人物取怎樣一種態(tài)度，也就不難想見了。其時北大舊派的勢力還是相當大的，只能說新派對舊派造成一種心理上的威脅，卻不能說新派主動對舊派施以攻擊。至于舊派對新派的攻擊，周作人晚年談到蔡元培時是這樣說的：

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學校里邊先有人表示不滿，新的一邊還沒有表示排斥舊的意思，舊的方面卻首先表示出來了。最初是造謠言，因為北大最初開講元曲，便說在教室里唱起戲文來了，又因提倡白話文的緣故，便說用金瓶梅當教科書了。其次是舊教員在教室中謾罵，別的人還隱藏一點，黃季剛最大膽，往往直言不諱。他罵一般新的教員附和蔡孑民，說他們“曲學阿世”，所以后來滑稽的人便給蔡孑民起了一個綽號叫做“世”，如去校長室一趟，自稱去“阿世”去。知道這個名稱，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諸人，魯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見諸書簡中，成為一個典故。（《知堂回想錄》第5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