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幸與不幸

從教育部出來，魯迅回到位于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獨自一人住著三間房子，他叫它補樹書屋。是寂寞也是心性，他用抄錄古碑帖來打發(fā)時光。天黑了，蚊子多了，踱出居室，搖著蒲扇坐在院里的槐樹下，仰頭從密葉縫里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蟲每每冰涼地落在他的額頭上。

這是一九一七年夏季的一天，魯迅已是三十六歲的中年人了。此時的心境，且看他的自述：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qū)除的，因為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于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愿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jīng)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吶喊?自序》）

正是在這樣的心境下，一天下午，他的留日時期的好朋友，同為太炎門生的錢玄同來訪，談到夜半時分始離去。兩人有這樣一番對話：

“你抄這些有什么用？”錢玄同翻著魯迅古碑的抄本。

“沒有什么用?！濒斞刚f。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意思?！?/p>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這番對話，后來魯迅把它寫在小說集《吶喊》的自序里。接著說，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僅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幾番交談之后，魯迅終于答應(yīng)做文章，這便是轉(zhuǎn)年四月間寫的小說《狂人日記》?！皬拇艘院?，便一發(fā)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余篇”，出了本名為《吶喊》的小說集。

這是魯迅的幸。若沒有《新青年》的創(chuàng)辦，沒有較早參與《新青年》編務(wù)的錢玄同的督促，這位十多年前就雄心勃勃翻譯出版《域外短篇小說集》的老文學青年，會在抄古碑的日子里銷蝕下去。

正是這些短篇小說，奠定了魯迅最初的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