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仍然無法真正懂得如何將人文學科和管理關聯(lián)在一起。我們也不清楚它們之間的關聯(lián)會給雙方帶來怎樣的影響——要知道，婚姻，縱使是最糟糕的那種，也足以讓雙方有所改變。

——德魯克，“教授管理工作”

2008年晚些時候所爆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震醒了全世界，公司監(jiān)管問題成了眾多媒體和廣大公眾口誅筆伐的對象。政府急急忙忙地開始拯救陷于困境的公司，失業(yè)率持續(xù)高漲，大量工作被外包，而首席執(zhí)行官們的工資卻高得令人咋舌，對不符合商業(yè)倫理甚至是違法的商業(yè)實踐的指責不絕于耳——很顯然，在美國公眾眼里，企業(yè)領導者們已經徹底喪失了他們曾經擁有的一切道德感、價值觀或基本倫理。

美國企業(yè)管理階層究竟出了什么問題？最近所出版的不少專著和文章對此提出了多種多樣的解答，這些專著和文章包括吉姆·沃利斯 的《重新發(fā)現(xiàn)價值觀：華爾街、主街和你所在之街》（Jim Wallis’s Rediscovering Values: On Wall Street, Main Street and Your Street, 2010），喬納森·塔西尼的《貪得無厭：自由市場、企業(yè)巨盜和對美國的掠奪》”（Jonathan Tasini’s The Audacity of Greed: Free Markets, Corporate Thieves and the Looting of America, 2009）。

那么，是我們培訓經理人的方法不正確嗎？或者，還是像沃利斯所認為的那樣，是我們整個社會已經喪失了是非觀？而塔西尼則將一切歸罪于美國對自由市場制度的崇拜，他的這一觀點是正確的嗎？究竟是什么讓整個經濟和組織領導力罹患重癥？對此，眾說紛紜，各執(zhí)一詞。

一個人，彼得·德魯克，將其一生都致力于指導經理人，使之盡可能地成為有效的管理者。對于權力在組織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以及如何遴選和培訓有效的經理人，他顯然特別有發(fā)言權。但是，他最急切的擔憂是組織必須關注人的問題；組織必須給每個個人賦予社會地位、職能、社區(qū)感和目的性。從這一情境來看，所有組織中對人的管理必須基于對人的本性和文化或共有價值觀及道德理解，沿用德魯克的原話，也就是要考慮關于“善與惡”的各種問題。（德魯克，1988,p.5）

事實上，盡管絕大多數企業(yè)的企業(yè)使命陳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著某種倫理規(guī)則，但是，很多人仍然會認為有關“善與惡”的話題最好限定在神學或者哲學研究的范疇內——不要帶進董事會。但是，德魯克堅持認為組織需要價值觀。考慮到公眾眼中商業(yè)的形象，或許我們至少應該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經理人和企業(yè)主管究竟看重什么，為什么？如果說組織是與人相關的，那么人究竟該從哪里獲取自己的價值觀？

要針對這一話題進行深入探討，方法之一就是認真地看待德魯克關于管理是一門人文學科這一論斷。盡管他從未完整地定義過這一概念，但是有一點是很清晰的，那就是，他早就構想出了一種關聯(lián)——承繼于古希臘羅馬文明的人文藝術傳統(tǒng)與一個組織實實在在的日常運作之間的關聯(lián)。

將人文學科和管理緊密關聯(lián)在一起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對文化價值的培植和堅守。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人文學科的訓練一直強調對文明社會中關乎高貴道德品質（善或惡）的信念、行為和觀點的培育。如果管理果真如德魯克所認為的那樣，是屬于人文學科的話，那么它也同樣需要包括在組織中開發(fā)大家共享的行為準則和信念。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這一觀點，其實際意義對于當今時代的所有組織而言都是極為深遠的，而且完全有可能為挽回美國企業(yè)的聲譽提供一個一個新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