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了，時光讓疼痛再一次泛上人們的心頭。公元1986年4月26日凌晨1點25分，位于今烏克蘭的蘇聯(lián)第一座核電站——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4號機組發(fā)生爆炸，8噸多強輻射物質噴發(fā)泄露，釋放出的輻射總量相當于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量的200多倍。這次核事故是世界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慘重的災難。

戈爾巴喬夫在26日的清晨才獲得這個消息，還是他人轉告的。那個時候，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任才一年，但他當時壓根沒有想到這是一個人類元首史上最嚴重的“下馬威”。戈爾巴喬夫后來在那部洋洋灑灑百萬字的回憶錄里，專門有一節(jié)寫這個事件，標題就是“切爾諾貝利”（見《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34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這一天他召集了政治局委員開會，在回憶錄里他留下了很值得玩味的一句話：“由主管這類問題的多爾吉赫作了通報；他宣布這個消息時講得相當平淡，沒有讓人想到危險的巨大程度?！?/p>

切爾諾貝利事故本身的特點，給了負責匯報的責任官員“講得相當平淡”留了巨大的空間，因為這樣的核泄露，不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瞬間讓萬眾死亡、把一切夷為平地的情形，而是殺人不見血的核輻射！放射物質隨風擴散，10天內放射性塵埃就落到了歐洲大部分地區(qū)，最終導致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污染；還好當時有消防隊員等等在場人員的全力撲救，才沒有殃及其他3組核反應堆，“是他們拯救了歐洲”，否則一切都是不可想象了。

切爾諾貝利事故的發(fā)生，其實是一個典型的政治?。辉谇袪栔Z貝利上演的這出悲劇，匯集了多年積累起來的一切體制弊端。當年就是為了政治訴求，而匆匆忙忙上馬這個核電站的；為了趕工期，大大降低了技術標準；而且戈爾巴喬夫之前的領導人就已經預料到遲早要出事，卻沒有把安全真正放在第一位，采取有效措施；事故發(fā)生后，責任官員向政治局匯報時輕描淡寫、大事化??；出事后不及時公布消息，習慣性地以“嚴格保密”、“內部消化”來解決問題；在出事地點進行警戒，防范外國記者進入，甚至動用克格勃來“防止事態(tài)擴大造成不穩(wěn)定”，還美其名曰這是“善意的謊言”。其實就兩字：人禍。

對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危機處理過程中，清晰可見“體制病”在那樣陳腐的體制里是如何典型發(fā)作的！到了4月29日，切爾諾貝利事故的消息才第一次見報；事故初期的報道，也只是公布核電站發(fā)生了火災，并沒有詳實說明發(fā)生了核泄漏事故；當地居民通過國外電臺等媒體的報道才知道真相。直到5月6日，《真理報》才刊登了第一份有關這一事故的詳細報道。這，就是“切爾諾貝利”。

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這樣說：“現(xiàn)在我要堅決拒絕一種指責，說什么蘇聯(lián)領導人有意隱瞞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當時我們還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鼻耙痪湓捚鋵嵵徽f對了一半，不是說“所有蘇聯(lián)領導人”都有意隱瞞“全部真相”，而是確實有 “部分蘇聯(lián)領導人”想隱瞞“部分真相”，因為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說到“政治局里出現(xiàn)了兩種觀點”，其中一種就是“認為信息應當逐漸增多，以免造成恐慌，從而帶來更大的危害”，“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并非獨出心裁：遲遲不肯將真相告訴民眾甚至本國政府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的歷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時有發(fā)現(xiàn)”。而后一句話更揭示了一種可悲又可怕的情形：發(fā)生了那么大的悲劇事件，作為偌大一個國家的“一把手”，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內閣”，竟然無法及時了解到事件的“全部真相”！報喜不報憂，“一級一級往上騙”，不正是某種體制中最慣常、最通用的做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