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近代歷史學家認為，上述官僚化的過程標志著漢薩同盟的政治生活在世紀交替后被徹底“普魯士化”了。這個說法透露出這樣一種觀點：在1867 年前，漢堡作為漢薩同盟的“自由市”勉強加入了北德意志同盟，那時的漢堡更像一個英國城市：在文化上國際化，在經濟和政治上自由化，行政效率低下。加入德意志聯邦的前10 年，漢堡一直未能擺脫這些傳統，正是這種自主獨立原則使?jié)h堡人被稱為“我們見過的最糟糕的德國人”。然而有人認為，19 世紀80 年代社會民主的盛行使?jié)h堡統治階級內部發(fā)生了“思想轉型”；到世紀之交，“征收保護關稅、殖民政策以及船隊所激發(fā)的熱情，種種因素使得整個社會對舊資產階級傳統怨聲載道，這種傳統與反對自由貿易有關”。因此，雖然漢堡有歷史特殊性，但“普魯士化”思想使?jié)h堡受到了某個歷史學派的庇護，這個影響深遠的歷史學派把德國沒有“建立起……民主秩序”，歸因于德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屈服于專制的普魯士王國，而在這個窮兵黷武的王國，農民是主要的統治精英。由于仇視社會主義，再加上被帝國主義所蒙蔽，曾經屬于自由派的漢堡資產階級走上了“特殊道路”，最終導致了納粹主義的“災難”。但近年來，隨著歷史學家深入研究德國資產階級文化和社會史，以及1914 年前德意志帝國的政治史，這一理論受到了廣泛質疑。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漢堡這個特殊城市。從1840 年到1900 年，對于德國統一和普魯士王國在德國發(fā)揮的政治領導力，漢堡資產階級的態(tài)度無疑發(fā)生了重大轉變。19 世紀40 年代，民族主義者威廉·霍克和海因里?！ど澈仗貙儆诩みM的少數派；19 世紀60 年代，卡爾·舒爾策劇院上演了諷刺“威廉·柯尼希和弗里茨·菲施馬克特”的反普魯士劇，為此普魯士還派使者前去抗議；而1870 年，對于“領略過阿爾斯特湖到易北河之間這個世界”的上一代人的一致排外，尤利烏斯·馮·?？ㄌ馗械襟@詫不已。另一方面，1859 年舉行的席勒節(jié)大獲成功（盡管參議院和教會提出了諸多限制條件），從而證明漢堡的國家意識在增加，而普魯士1870 年1 月取得軍事勝利后舉行的慶典，則標志著向德意志民族情感的轉移。然而，我們不應把德國的民族主義和獨立主義對立起來：與德國其他地方一樣，漢堡也在努力凝聚地方與國家的政治文化，比如先唱《德意志之歌》，而后是《漢堡歡樂頌》；在19 世紀80 年代和90 年代，退伍兵協會、體操運動員協會和其他協會還策劃了一場游行，精心設計了“漢堡女神”和“日耳曼女神”等童話人物。由于德皇威廉二世熱衷于戰(zhàn)爭，很多漢堡的重要人物都曾受到他的接見，尤其是阿爾伯特·巴林，一些漢堡家族于是成為貴族，或與貴族成為姻親；俾斯麥被革職后，德國驟然掀起了一股對他的“狂熱崇拜”，尤以漢堡為盛。但是，我們不能據此認為漢堡被“封建化”或“普魯士化”了：對皇帝和帝國的忠誠與漢堡資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傳統并不矛盾。馬克斯·沃伯格曾在巴黎和倫敦的銀行當學徒，他的兄弟定居紐約，整個家族在美國、英格蘭、瑞典和俄國都有姻親，但馬克斯（五兄弟中的老二）并沒有覺得這會影響他強烈的愛國熱情。珀西·施拉姆從孩提時起就穿英式服裝，讀《胖胖蛋先生》，但看到學校為色當會戰(zhàn)紀念日和德皇生日舉行統一制服游行時，他并不會無動于衷。珀西的叔叔埃內斯特在巴西居住了30 年，但他在1871 年還特意去參觀了位于阿爾薩斯– 洛林的戰(zhàn)場。次年，他在舊金山看到德國海軍艦艇時（或在紐約看到歌劇《唐豪塞》時）還興奮不已。

通過分析德意志帝國的統治結構，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么1914 年之前，獨立主義、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能夠并存了。漢堡在1867 年同意加入北德意志同盟，并于1871 年加入德意志聯邦，這從政治角度來看無疑利大于弊。在拿破侖戰(zhàn)爭期間，漢堡數次被占領，而后在1849 年又被普魯士占領，兩年后又被奧地利占領，更不用說1866 年法蘭克福的悲慘命運，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一個越來越以民族國家為主的大陸中，自由市很難生存。漢堡面積僅占整個帝國的0.8%，人口僅占1.2%，它不必承擔極為龐大的帝國軍費開支，就得到了有效的安全防御。雖然在1867~1871 年的立法會議上，參議院代表極力反對普魯士王國的“帝國主義”，但德意志帝國的25 個邦最初僅貢獻了有限的非軍事力量，并且主要是在外交政策領域。當然，漢堡在聯邦議院僅有一名代表，對政治集權幾乎束手無策；而普魯士王國歷屆內閣和南德較大的邦對集權十分厭惡，這些邦的特權在1914 年之前暫時不會受到太大威脅。帝國的行政體系尚未發(fā)展壯大；統一德意志法律依然任重道遠；各聯邦州仍控制著治安、通信、教育和其他“社會”職能—漢堡的例子告訴我們，在1890 年左右，這些職能變得至關重要。當然，中央有時會設法對“自由漢薩市”加以控制，如對1878 年的反社會主義立法加以監(jiān)管，1900 年后帝國議會中的“左派”批判了漢堡紅燈區(qū)的合法化。但在其他方面，帝國和各聯邦州非但沒有凝聚在一起，反而漸行漸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帝國議會選舉權和各聯邦州有限的選舉權之間的差距，這使（俾斯麥的用意就在于此）“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表急劇減少，尤其是在城市選區(qū)的代表。作為由專家和工商界精英構成的黨派，國家自由黨在19 世紀70 年代大行其道，但在八九十年代，普選權和選舉參與程度增加使得權貴階層“受挫”，因為他們無法適應大眾政治體系，沒有作出相應的調試。他們逐漸被社會民主黨逐出了帝國議會，而漢堡商人則成了眾矢之的：反猶人士給漢堡貼上了“現代的所多瑪與蛾摩拉①”的標簽；農民政黨則站在“國家”的立場上猛烈抨擊漢堡反對征收關稅的主張，甚至連女權主義者也在批判“經濟利益集團”對政治的操控。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漢堡商人在1900 年之后退出黨派政治活動，是在表達資產階級的“非政治主義”，即通過質疑民主機構的合法性來為選舉失敗辯解。馬克斯·馮·申克爾提出黨派政治必然會“犧牲受害者”，令人無法接受—這在威廉德國時期已經是老生常談；出生于呂貝克的公務員阿諾爾德·布雷希特則更直言不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