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1972年，阿莫斯和我在俄勒岡州的尤金度過了我們最為高產(chǎn)的研究時期。我們在俄勒岡研究院做客，在我們研究的領域—判斷、決策制定和直覺性預測—中該研究院后來誕生了很多未來之星。主要負責接待我們的是保羅?斯洛維克，他曾是阿莫斯在安阿伯市時的同學，也是他一輩子的朋友。保羅當時即將成為風險心理學領域中的領軍人物，他獨領風騷幾十年，也獲得了很多榮譽。保羅和他的妻子洛茲帶我們感受尤金的生活，很快我們也開始效仿尤金人，常去跑步、燒烤，帶孩子去看籃球賽等。我們非常努力地工作，做了很多關于啟發(fā)法的實驗，也寫了很多文章。晚上的時候，我就寫那本《注意與努力》（Attention and Effort）。那段時間，我非常忙。

我們的項目中有一項是對“可得性啟發(fā)法”進行研究。我們問自己，人們在想要估計某類事件的出現(xiàn)頻率時到底是怎么做的，這些事件包括“人在60歲之后的離婚概率”或“（是否是）危險的植物”等。我們認為這種自問就是啟發(fā)法。這些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從記憶中搜尋這類問題的實例，如果搜尋過程既輕松又順暢，這些事的發(fā)生概率就會被判斷為很大。我們將可得性啟發(fā)法定義為通過“實例呈現(xiàn)在腦中的輕松程度”來判斷概率的過程。我們的系統(tǒng)闡述似乎已經(jīng)給出了這一方法的明確定義，但可得性這一概念此后仍在不斷得以精煉。我們在研究可得性的時候還沒有闡發(fā)兩個系統(tǒng)的方法，而且我們并沒有費盡心思去確定啟發(fā)法是可以解決問題的主觀策略，還是一個自主運行的無意識行為?，F(xiàn)在我們知道啟發(fā)法其實涉及兩個系統(tǒng)。

我們之前思考的問題是，到底需要在大腦中搜尋多少實例才算是輕松回憶，以獲得某一印象。我們現(xiàn)在知道了答案：一個也不用。例如，請考慮下面兩組字母可以組成多少個單詞。

XUZONLCJM

TAPCERHOB

你幾乎不必去想什么實例，一打眼就知道其中一組字母比另一組組成單詞的可能性更大，可能會多10個或者更多。同樣，想要清楚地了解不同國家去年出現(xiàn)在新聞中的相關頻率（比利時、中國、法國、剛果、尼加拉瓜、羅馬尼亞等）你也無須回想具體的新聞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