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限制、競爭、斗爭的政策。顯然同將資本主義作為“反對”對象，采取“系統(tǒng)限制”政策大相徑庭。博古在隨后發(fā)表的《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jīng)濟政策》的第三部分中對張聞天的觀點進行了嚴厲批評。博古強調：“資產階級將成為我們當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敵人，所以，與資產階級妥協(xié)的政策是不可允許的”。他認為，對于資本家，“不是 妥協(xié) 政策，而是堅決的發(fā)展階級斗爭”；除了消滅他們的反抗，限制他們的剝削之外，應該是“強迫”他們?yōu)樘K維埃工作。博古不點名地指責張聞天主張的“讓步”、“妥協(xié)”政策是“機會主義”的政策，甚至認為這種“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是目前蘇區(qū)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提出要以“堅決的無情的火力反對這種危險”。

第三，博洛之間更大的分歧發(fā)生在“福建事變”前后關于同十九路軍的聯(lián)合和怎樣對待“福建事變”上。

1933年六七月間，蔣介石利用簽訂《塘沽協(xié)定》后日本暫停南侵之機，坐鎮(zhèn)廬山，調兵遣將，部署對中央蘇區(qū)進行第五次“圍剿”。這時紅一方面軍執(zhí)行臨時中央“長電”的錯誤指示，實行“兩個拳頭打人”，分為中央軍和東方軍兩路反第五次“圍剿”，企圖在兩個戰(zhàn)略方向上同時求勝。從7月至9月，彭德懷統(tǒng)率的東方軍在對十九路軍作戰(zhàn)中發(fā)展順利。連城大戰(zhàn)之后，隨即進軍閩北，每戰(zhàn)皆捷，形成挺進福州之勢。十九路軍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蔡廷鍇等十九路軍將領原本就同蔣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此形勢下，聽從周圍一批進步人士的勸說，決定變“剿共抗日反蔣”的方針為“聯(lián)共反蔣抗日”的方針。他們響應中國共產黨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主動派代表秘密前往紅軍駐地商談停戰(zhàn)反蔣事宜。

第一個來到延平（今南平）前線同紅軍聯(lián)絡的代表，就是當年張聞天在上海從事新文化運動時的朋友吳明（即陳公培）。吳明于1933年9月22日晚在王臺八角樓紅三軍團總部會見了彭德懷。第二天又同彭德懷、袁國平舉行會談。此后，吳明即于10月初陪同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秘密到達瑞金，進行正式談判。

對于同十九路軍談判，博洛態(tài)度很不相同。博古警惕性很高。他沒有拒絕談判，但疑慮重重。他看不到十九路軍將領的進步，總以為他們來談判很可能是為求一時緩和以待援兵而施的狡計。他僅僅把談判看成一種宣傳性的措施，只想通過談判來揭露十九路軍將領的欺騙，提高共產黨和紅軍的威望。十九路軍代表到瑞金談判時，博古沒有會見。張聞天十分重視這次談判，認為這正是實現(xiàn)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的一個具體行動。如果談得好，同十九路軍停戰(zhàn)并進而合作抗日，對粉碎第五次“圍剿”，對整個反蔣反日斗爭，都有重大的積極影響。張聞天當時是中共中央局內具體指導談判、簽約的領導人之一。他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熱情接待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促使談判順利進行。參加談判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全權代表潘行?。h年），從白區(qū)到蘇區(qū)，都是張聞天的得力助手。談判進行了近一個月，雙方全權代表于1933年10月26日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xié)定》。草簽初步協(xié)定之后，蘇維埃政府又委派潘漢年為常駐福州代表，同徐名鴻、吳明等十九路軍談判代表一起赴閩。臨行那天早晨，張聞天同毛澤東、林伯渠、鄧發(fā)等前往送行。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與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fā)動“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聯(lián)共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簡稱“福建人民政府”）。22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與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軍正式簽訂抗日反蔣協(xié)定。當天，張聞天在黨內刊物《斗爭》上發(fā)表《關于蘇維埃政府的〈宣言〉和反機會主義的斗爭》，批評對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的關門主義方針。指出在全國的民族危機面前，“個別的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