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和時間的擴大使原本定位在穩(wěn)定的農業(yè)田園文化的漢文學，忽然被放置到有一點基于游牧民族的流浪文化當中來。我們從李白身上看到很大的流浪感，不止是李白，唐代詩人最大的特征幾乎都是流浪。在流浪的過程中，生命的狀態(tài)與家、農業(yè)家族的牽連性被切斷了，孤獨感有一部分就來源于不再跟親屬直接聯(lián)系在一起的狀態(tài)。杜甫則又重新回到了田園。

在“安史之亂”之前，李白與王維都有很大的孤獨感，都在面對絕對的自我。在整個華文文學史上，面對自我的機會非常少，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環(huán)境，要面對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太太、孩子，其實是生活在一個充滿人的情感聯(lián)系的狀態(tài)里。我們不要忘記人情越豐富，自我就越少。我們讀唐詩時，能感受到那種快樂，是因為這一次自我真正跑了出來。李白是徹頭徹尾地面對自我。在他的詩里面讀不到孩子、太太，甚至連朋友都很少，他描述他跟宇宙的對話：“五岳尋仙不辭遠?！本褪菫榱艘蔀橄扇耍谖鍌€最有名的山里跑來跑去。李白的詩里面一直講他在找“仙”，“仙”是什么？其實非常抽象，我覺得這個“仙”，是他一個完美的自我。只有走到山里去，他才比較接近那個完美的自我。到最后他也沒有找到，依舊茫然，可是他不要再回到人間。因為回到人間，他覺得離他想要尋找的完美自我更遙遠。他寧可是孤獨的，因為在孤獨里他還有自負；如果他回來，他沒有了孤獨，他的自負也就會消失。李白一直在天上—人間之間游離。他是從人間出走的一個角色，先是感受到巨大的孤獨感；然后去尋找一個屬于“仙人”的完美性，可是他并沒有說他找到了，大部分時候他有一種茫然。

初唐時期，就是在為李白這種詩人的出現(xiàn)做著準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邊塞詩的完成。

“邊塞詩”非常重要。中國文人很少有機會到塞外去，很少有機會把生命放到曠野上去冒險，去試探自己生命的極限。宋朝以后，文人寫詩都是在書房里。我覺得唐詩當中有一個精神是出走和流浪，是以個人去面對自己的孤獨感。當時的詩人到塞外是非常特殊的經驗，因為有很多危險，可是在危險當中，詩人們同時也激發(fā)出自己生命的巨大潛能。今天也是一樣。一個在溫室般的環(huán)境中長大，一直受到很好保護的孩子，跟一個不斷被帶到高山上去行走的孩子，寫出來的詩絕對不一樣。初唐詩的內在本質，很大一部分是詩人與邊塞之間的精神關系。在講美術史時我曾經提到，唐朝開國的“李家”的母系全部是鮮卑族，不是漢族，所以他們有意地促使?jié)h族通過婚姻跟另外一個游牧民族不斷混合，產生與農業(yè)社會不同的生命情調。

農業(yè)社會是將種子放到土里，等著它發(fā)芽。只要是農業(yè)的個性，一定是穩(wěn)定的個性，穩(wěn)定同時可能是保守，也可能是封閉，會使人有很多東西無法割除。在農村，人們的道德觀念一般是很保守的，因為必須穩(wěn)定，所以對新事物的接受非常難。只有開始冒險，才能打破農業(yè)的固定性與封閉性。唐代很有趣的一點是開國的皇族有意識地去接納外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因為皇族的母系當中有許多鮮卑族，等于是漢族的軍人世家李淵與鮮卑族的皇族之間的聯(lián)姻構成了唐朝的歷史。唐朝開國時的那些女人都不是漢族，漢族的女性在農業(yè)社會當中一定是扮演在父權結構當中被壓抑的角色，不可能有自主性。大家回顧一下唐代美術史里面的女性造型，肉體本身那么飽滿，可以暴露出來，放到其他朝代都令人側目。大概當漢族的文化倫理占主導地位的時候，從來沒有那樣大膽的服裝。武則天、楊貴妃，她們身體的飽滿性根本就是“胡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