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我對馬克思的人格、愛情以及他的那種堅忍不拔的精神是非常認同的，馬克思成了我的人生導師、學術榜樣。從我當時的知識結構來說，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上都了解了。中國哲學方面的東西主要是在大學期間學的。大學期間雖然比較崇洋，那個時候也把商務印書館翻譯的那套西方名著都買齊了，也看了，但是沒怎么看懂。翻譯出來的很多概念根本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東西，尤其那會兒講的那個“自在之物”特別難以理解。到后來看英文的時候，覺得挺好理解的。所以說，大學時期對馬克思不感興趣，西方哲學沒真學懂。  

我在美國教中國哲學的底子主要是在大學期間打下的。還有小的時候，我父親對中國哲學、中國古典名著是比較熟，這對我也有比較大的影響。后來才明白，父親身上有好多人文方面的知識都是我應該學的，但那時感覺是些沒有用的東西，所以沒有多學，現(xiàn)在挺后悔。小時候認為沒有用的很多東西，大了以后都意識到非常重要，但已經(jīng)錯過學習的時機了。西方倫理學是我上碩士時候的主要研究方向，但沒有真正學懂。真正學懂西方哲學是在美國教中國哲學的時候，讀了西方倫理學的英文版經(jīng)典。

在讀博士之前，我已畢業(yè)十年了，這期間一篇文章都沒有發(fā)表過，主要還是打基礎。在讀博期間，基本上能夠把中、西、馬融會貫通，用馬克思的理論進行整合，再用來研究國際政治倫理了。在國際政治倫理方面，我寫了《軟和平——國際政治中的強權與道德》這本書，通過我自己的分析，得出了美國的多極化實際上是其稱霸的戰(zhàn)略布局的結論。這個結論到今天仍然還站得住腳。這個結論的得出真的得益于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在博士畢業(yè)的時候，我對用馬克思的方法進行學術研究，這一點已經(jīng)非常確定了。

從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yè)，我到了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當時因為哲學系沒有名額，所以系領導跟我談的時候說，咱們走“兩課”的名額進哲學系，條件是一定要教馬克思主義哲學這門公共課。當時我考慮到了這么幾點：一個是自己對于清華大學非常敬仰，能夠到清華工作，對我來說是非常榮幸的事。另一個是清華哲學系有非常優(yōu)秀的學者，與這些學者群在一起，工作環(huán)境將非常好，能夠近距離向他們學習。還有一點，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于我來說，我已經(jīng)非常認同了。

但有一個問題在哪兒呢？就是你認同，別人不一定認同。當時，有的學者對馬克思主義是不認同的。我自己雖然用了馬克思的方法，也只是偷偷地用，而且有的時候還要盡量把馬克思主義的痕跡抹掉。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當時西化還是蠻厲害的，連中國哲學都還沒有熱起來，還是個相當崇洋媚外的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時不是一個很好的學術標識。作為一個學者，你明目張膽地說你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在很大程度上會遭到一些學者的排擠。有的學者明著不說，但在暗地里會加以否定。那時我初涉學界，很容易在沒有出頭時就被滅掉。

再有一個原因是我當時沒有信心能夠讓學生也接受馬克思主義。其他方面的虛榮心是沒有了，穿得好、吃得好、開什么高級車的虛榮沒有了，但在學問方面，還是害怕被否定，自己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和信心來應對這樣的否定。如果有可能的話，自己還是不想進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圈子里來。

但由于自己太想進清華了，尤其是想進哲學系，所以就決定來上馬克思主義哲學課。到清華我最初上的兩門課：一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課。剛上這門課的時候壓力是非常大的。我記得我是2000年7月到清華大學，2001年春季學期開始上兩個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當時有一個班主要是以建筑學院的學生為主，另外一個班是計算機系的學生為主。當時我還上了另外一門課，叫倫理學與國際問題研究，那是一門選修課。一共三個課堂。

在這三個課堂中，最恐怖的就是建筑系那個課堂。那個課是周一的第一節(jié)上。當時我不知道建筑系的同學經(jīng)常熬夜，熬夜以后缺勤現(xiàn)象非常嚴重。還有呢，星期一的上午，北京的同學有的還沒有回學校，所以缺勤現(xiàn)象更加嚴重。作為一個新上這門課的教師，我站到講臺上，一點兒都不知道該怎么辦。那會兒也好好地備課了，可第一次面對一群那么優(yōu)秀的學生們，我還是相當缺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