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些方式，德萊葉試圖步入一個凌駕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世界。“作為導演不該滿足于再現客觀現實，而是追尋靈魂的真實?！盵1] “在《圣女貞德受難記》中，只有人臉出現在純白的背景上，這樣做有其象征意義，也許這意義有些費解，但我相信終有一日人們能體會到純白背景前的表演的力量?！盵2] 抽象的、形式化的布景與表演比話語更有說服力，德萊葉用密碼般的電影語言，直面語言也很難闡釋的終極問題。

當然，對于一個獨立在異域尋找機會的導演，避開當下的、與社會現實有關的題材，是一個理智實際的選擇。丹麥喜歌劇、瑞典民間傳說、挪威浪漫故事、中世紀法國的一場審判、英國恐怖故事……這些多變的形式是殊途同歸的，是人類永恒的對靈魂的追尋，是被放大的心靈深處的吶喊，這個母題沖破了國別的藩籬，無所謂時空的限制，它掙脫了世俗的束縛并因此超越了世俗。在1927年的一篇法國人的評論里，作者有一番頗貼切的議論：

“國家”的觀念沒有在德萊葉身上留下印記，他的電影是普世的，跨越了種族、國籍、階層。[3]  當談論德萊葉在創(chuàng)作中對“藝術”的堅持時，很可能描繪成一個胸有成竹的年輕人始終忠實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創(chuàng)造了夢幻般的影像，給20世紀的藝術帶來一次飛躍。不是這樣簡單的。他為電影的一生不是簡單的一則理想主義者童話。他身處的時代、縈繞在那個時代的藝術使命感，以及迂回發(fā)展的歐洲電影業(yè)，合力影響著塑造著他，他不得不應對錯綜的環(huán)境和起伏時代，走過坎坷多于平坦的幾十年，他才成為我們所知的德萊葉。

關于德萊葉電影的文學性，也許隱藏著一種耐人尋味的矛盾。他選擇的題材保持了驚人的一致性：世紀之交的北歐現實主義作品。其中有田園牧歌《牧師的寡婦》和《葛羅達的新娘》；有情感小說《審判長》和《愛情游戲》；有題材邊緣、行文憂郁的《麥克爾》和《蓋特爾德》；有現實題材的《一屋之主》和《憤怒之日》。即便不是改編自北歐作品，他仍取材19世紀末的小說，比如《撒旦日記》和《吸血鬼》。他選擇的小說和戲劇在文學界都不屬一流，盡管在誕生之初也曾洛陽紙貴，但很快被淹沒在流行文學的海洋里，被忽視被遺忘。少數幾部被嚴肅文學認可的作品，如《諾言》和《麥克爾》，僅在北歐有些影響。德萊葉的美學宏愿和他選擇的素材之間仿佛有著巨大的落差，他不似曾被他贊美的休斯卓姆，“把頂尖的文學作品搬上銀幕”。

[1]　Dreyer in Double Reflection , 第184頁。

[2]　節(jié)選自Langeson的Jeg har altid strabt… , 第26頁。

[3]　Rene Jeanne和Charles Ford: Histoire encyclopedique du cinema ，第二卷，第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