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回憶起在北歐公司做文學顧問的五年，德萊葉說，那是“讓我受益匪淺的學?！?。[1] 這個電影學徒交了一張讓老板滿意的成績單，盡管他寫的劇本最后投拍的只有兩部，但每部都帶著北歐公司的烙印。1914年的《涼亭的秘密》是一部典型的丹麥式懸疑片，緊張，細膩，充斥了搶劫、誘拐、暗道和密室這些通俗元素，高潮在爆炸中來臨。這種風格的電影不是德萊葉的興趣所在，但證明他處理起丹麥一度盛行的警匪題材也能游刃有余。同是1914年拍攝的《放下武器》則完全不同，這是一部“名作改編”。在加入北歐公司后，德萊葉迅即得到《貝爾塔·馮·蘇特納》這部呼吁和平的教化小說的改編權。為顯中立，德萊葉模糊了片中士兵們的軍服和國籍，《放下武器》成功地成為當年的賣座影片，盡管影片上映時正逢一戰(zhàn)爆發(fā)。該片成為反戰(zhàn)影片的先驅，而北歐公司也試圖通過這部電影重整河山，爭回日益流失的海外市場。北歐公司對德萊葉很是器重，視他為難得的文學顧問，1915年德萊葉與公司簽下全職合約，年薪4200克朗外加分紅。那時，丹麥的一般收入水平是年薪1400克朗。[2]

德萊葉的職業(yè)發(fā)展順遂，并不代表他的內(nèi)心因此平靜。盡管，1912年的丹麥，電影制作尚未進入完全的工業(yè)化和模式化，德萊葉的工作也跨越了編劇、拍攝和剪輯三部門，但并不意味著他能夠呼吸自由的創(chuàng)作空氣。他體會到的，更多是束縛—作為編劇，他必須遵循類型片的故事模式，還要應對電影審查，他不得不接受劇本被改頭換面甚至被肢解；作為旁白寫手，他比誰都明白字幕輕而易舉就把畫面取代了，他更清楚剪輯可以淪為多么機械的程序。日后他回憶道：要拍800米膠片的長片，導演拍850米就剛好。[3]在剪輯時，每卷膠片的最后一格一定設個懸疑情節(jié)，這樣放映時換膠片的間隙觀眾就被吊了胃口不舍得離場。[4] 總之，那些年德萊葉前所未有地看清電影業(yè)不可遏制地變成一臺流水操作的大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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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Carl Dreyer，原文收錄于Andrew Sarris編輯的Interviews with Film Directors ，第154頁。

[2]　德萊葉寫于1913年1月26日和1915年5月12日的兩封信，現(xiàn)保存于丹麥國家電影資料館，另見WalterGalenson: The Danish System of Labor Relations， 第281頁。

[3]　1964年1月26日對Bjorn Rasmussen的采訪，采訪實錄存于丹麥國家電影資料館。

[4]　Gad: Filmen，第247頁，德萊葉吸取經(jīng)驗，表現(xiàn)在《一屋之主》的拍攝中，六卷膠片正好是六個各自有沖突有高潮的小短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