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社會學家史蒂文·盧克斯指出,思想和信念同樣有助于塑造他人的最初偏好。按照達爾對權力的定義,我可以讓你做你本來不想做的事情,從而對你運用權力;換言之,我可以改變你的處境,從而使你改變戰(zhàn)略偏好。但我同樣可以通過決定你的需要來對你運用權力。我可以塑造你的基本或最初偏好,而不僅僅改變你的處境,從而使你為了實現自己的偏好而改變戰(zhàn)略。
達爾的定義同樣遺漏了權力的這一層面。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可能會精心挑選一件時尚的襯衫,穿到學校去吸引一個女孩子,但他可能不知道,那件襯衫之所以顯得時尚,是因為國內零售商最近為其做了大量廣告。男孩自己的偏好和其他青少年的偏好都被一個看不見的行為體所塑造,這個行為體塑造著偏好的結構。如果你能夠讓自己想要的結果也成為他人想要的結果,那你就不需要推翻對方最初的偏好了。盧克斯將此稱為“權力的第三個層面”。
在確定人們選擇偏好的自由度時,我們會遇到一些關于自愿選擇的關鍵問題。在外界看來,并非所有的軟實力都顯得很軟。在一些極端情況下,我們很難斷定偏好是否是自愿形成。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就是一個例子。遭到綁架的受害者在經歷了創(chuàng)傷性應激后,開始對綁架者產生認同。綁架者有時會試圖給被綁架者“洗腦”,有時會試著通過友好的舉動把被綁架者爭取到自己一邊。但在某些情況下,他人的興趣偏好很難斷定。阿富汗婦女穿長袍是否是受到了壓迫?在民主的法國,婦女戴面紗又算不算受壓迫呢?有時,我們很難僅憑表象判斷出選擇的自由度。像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會試圖營造出一種無敵的氛圍,以吸引追隨者,東南歐一些國家的領導人會屈從于這種氛圍。當力量的運用產生吸引他人的敬畏感,這種力量就成了同化式權力的間接來源。但如果力量的運用就是直接的脅迫,權力就還是停留在第一個層面。
一些理論家將權力的這三個層面分別稱為公開層面、隱藏層面和無形層面,這種劃分反映了權力的運用對象發(fā)現自己受到權力影響的難度。隱藏層面和無形層面體現了結構性權力。結構是組成整體的各部分的安排。人類置身于復雜的文化、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之中,受其影響與約束。一個人的行動領域“受到與其沒有互動或交流的行為體的限制,受到發(fā)生在遙遠時空范圍的行為的限制,受到并非以自己為明確目標的行為的限制”。有些權力的運用反映了特定行為體的國際決策,而有些權力的運用則是無意識的因果關系與更大的社會力量的結果。
表1–1 關系性權力的三個方面
A通過威脅或報償改變B的行為,使其違背最初的偏好與戰(zhàn)略。B對此有所了解,并能感受到A的權力影響。
A控制行動議程,限制B的戰(zhàn)略選擇。B對此不一定有所了解,也不一定能意識到A的權力。
A幫助創(chuàng)建和塑造B的基本信念、認知與偏好。B不大可能對此或對A的權力影響有意識。
例如,為什么大量汽車充斥著城市的道路?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消費者的個人選擇,但這些消費者的偏好是由廣告、制造商的決策、稅收鼓勵、公共交通政策、筑路補貼和城市規(guī)劃等社會歷史因素所塑造的。很多有形或無形的行為體過去在這些問題上作出的不同選擇,給今天的城市居民留下的是有限的選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