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的新教育影響就更多姿彩了，除了書本有變，連形式也模仿新式學校：“我們雖然主要是在家里念書，但是也不是與當時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絕。因為父親也在當時教育界之內。遇見一般學校都要作的事，他也要我們作。當時武昌的學校，無論大小都要穿制服。制服上身是一件淺藍色短褂，鑲上云字頭的青色寬邊，很有點像當時軍隊穿的號衣。下身長褲，也是淺藍色。父親也叫母親給我們兄弟倆都作了一套。還教我們唱學堂歌。學堂歌是張之洞作的，當時大、中、小學堂都唱。歌詞開頭說：

天地泰，日月光，聽我唱歌贊學堂。

圣天子，圖自強，除卻興學別無方。

下邊分說當時所謂各種新學的要點和意義，有些現(xiàn)在看著是很平凡甚至是錯誤的?！?我們這些小孩也學唱這個歌，其實也無所謂唱，因為本來沒有譜子，只要大聲念，再把腔拉長一點，就算是唱了。”馮友蘭《三松堂自序》頁7—8。

清末最后一次科舉的探花商衍鎏，本身雖然是科舉制度的得益者，但是對于新變的局面很了解，早就計劃為兒子做好迎接新社會的準備：他認為中國應該向日本學習，不應再閉關自守。既然要向人家學，首先要學好外文，這樣即使不出國，也可以讀人家的科技書。于是在中文教師外，又聘請一位英文教師，教四個兒子和侄兒；又說“日本人身體強健，重視體育之故，體質是人的本錢，這點不可忽視”。又請了位谷師傅隔晚教子侄打短拳，舞白蠟桿，打沙袋，還買了一匹小馬，鍛煉膽識。兒子商承祚說“其深謀遠慮，無微不至的安排，不外為我們迎接新社會的來臨做好準備”?！度盒氰病獜V東文化名人實錄》頁170—171。商承祚是著名古文字學家，任教于中山大學。

曾寶蓀的新式教育推動者是她的七叔，他在甲午之戰(zhàn)時眼見過新式武器與新式交通的重要，篤信中國需要新知識來挽回亡國之慘，因此鼓勵后輩學新知識，尤其是科學與工程。在1904年，曾寶蓀與弟及表姐妹兄弟在家塾中上午讀中文、地理、歷史及《迷津寶筏》——一本介紹《新民叢報》的論說集，顧名思義，是一頗具革命思想的書。下午則讀英文，上體操。曾寶蓀《曾寶蓀回憶錄》頁19。

助成郭沫若家塾革命的則是他的大哥——一個成都新式學堂的畢業(yè)生。經他推動，連妹妹和侄女也都跟著塾師讀起書來。郭沫若《我的童年》頁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