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踏入二十世紀，延續(xù)了一千年的科舉、五百年的八股文走到它們歷史的盡頭。這種轉變最少使一兩代人，深處一個新舊更替的時期。在眾多回憶經歷中，新舊的過渡是很有趣的，有趣的背后，是千年難遇的變遷現象。

1901年清廷下令從省到縣的各級書院改為大中小學堂，科舉仍舊維持，但考試內容卻以分析歷史時事的策論代替八股。1905年下令所有鄉(xiāng)會試及各省的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由學堂出身，科舉制度從此廢除，長達千年，本已天經地道的士紳的傳統(tǒng)進身之階已堵塞，這無疑是士紳教育轉型的一大轉折。賀躍夫《晚清士紳與近代社會變遷——兼與日本士族比較》頁88，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由仕途改變，引來教育轉變，是被動的。然而在大轉變前后，不少早已厭倦科舉的有識之士已主動努力提倡新學。1898年戊戍維新時九歲的陳布雷，親自體會過家庭中求變對個人的影響：

其時維新變法之議甚盛，先考及大哥均以為八股必廢，故不欲予先習四子書，而以五經立識字為文之根基。是年清廷果下詔廢八股，改以策論課士，旋復詔復其舊，大哥以為八股之運命必不久，且本為高明者所不屑為，何必以是苦童子，先考深韙其言，徐先生初不信，大哥力陳其理，亦釋然。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頁4。陳布雷原為報人，后任蔣介石私人秘書，與戴季陶同為國民黨內兩支健筆。

早在科舉正式廢除之前，人心思變已是不爭的事實。

至于大多數人則是從實利的角度送子弟入學堂?？婆e既廢，一切士子由學堂出身，進士及第的價值換成了學堂的等級。馮友蘭小時由母親教讀書，廢科舉后，他的母親想到，光叫孩子在家里上學，沒有一個資格，恐怕于前途有妨礙：

說到資格，當時人的心中，還是以科舉的資格為標準。無論什么資格，他都要把它折合成為科舉的資格，心里才落實。好像習慣于舊歷的人，談到新歷的月日，他總首先要把它折合成舊歷的月日，他才覺得心里清楚。按當時清朝所定的學校制度，在縣城里設小學，在省城里設高等學堂，在北京設京師大學堂。學校分為這三級，恰好原來科舉功名也有三級：縣一級的功名是秀才，省一級的功名是舉人，中央一級的功名是進士。成了進士，就算是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把這兩個三級折合起來，縣里小學畢業(yè)相當于秀才，省里高等學堂畢業(yè)就等于舉人，在京師大學堂畢業(yè)就等于進士。有很多人推測，朝廷將來會把這三級的功名賞給這三級學校畢業(yè)的學生。實際上當時并沒有這樣規(guī)定，不過這樣地傳說，多數人認為這樣做也合情理。傳說紛紜，母親心里也懷疑：如果光叫小孩在家念書，將來連一個秀才的功名也沒有，那就很不好。說到秀才，母親深深知道這個功名的份量。馮友蘭《三松堂自序》頁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