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重視詩教，所謂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孔子很多次提到學詩的作用，并且耳提面命要他的兒子學詩。近代詩人聞一多說：“詩似乎也沒有在第二個國度里，像它在這里發(fā)揮過那樣大的社會功能?！栽娭С至四钦麄€封建時代的文化?！甭勔欢唷段膶W的歷史動向》，轉(zhuǎn)引自金忠明《樂教與中國文化》頁266，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

詩教何以這樣重要，今日的教育界著眼于它的韻語易上口形式：“《詩》在六經(jīng)（乃至一切重要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不僅在于它具有‘溫柔敦厚’的詩教內(nèi)容，更在于它為古代教育提供了最有效、快捷的傳播形式。……直到唐后，隨著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推廣，才打破了口語（韻語）教育獨尊的局面。然而，即使到唐末后，在不識字的群眾中實行教化，仍然主要借助詩教的傳統(tǒng)（口頭韻語的教育方式）?！谥袊糯逃返钠鹗茧A段，詩的韻語形式也比詩的內(nèi)在含義有更重要的作用?！苯鹬颐?，同上書，頁244—246?？纯赐琼嵳Z的戲曲在中國農(nóng)村的影響和教育作用，詩教的作用也可思過半。中國的詩向來偏于抒情和短小，比戲曲更易于兒童記憶。中國傳統(tǒng)的學塾教育沒有音樂課，然而很多兒童接受詩教——一種兼文藝、音律功能的教育。

漢語的語言特點特別適宜作詩，中國文學體裁中，詩一直是極重要的一類。自從唐代詩歌達到鼎盛之后，詩歌更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開創(chuàng)了一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都愛誦詩甚至作詩的局面”，“學習欣賞或創(chuàng)作詩歌自然就成為歷代啟蒙教育中極受重視的方面”。以至于“一般鄉(xiāng)村蒙館中將作近體詩的基本功——對對，作為一項必修的課目”。李宗為《千家詩神童詩續(xù)神童詩》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而蒙學書中，詩集和教對對的書自成一大宗，《聲律啟蒙》是教對對的，學過做詩的人都讀過；《神童詩》、《千家詩》也是蒙學書中的名著?！肚Ъ以姟放c《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并稱三百千千，流傳很廣。

詩既然是販夫走卒都讀或者作的文體，作為讀書人自然不能不懂，文人相聚或是應科舉，作詩都是必須的能力。即使是木匠而變畫家的齊白石，也得開始學詩，才能真正在文人圈子中生存。在學塾中，學作詩往往后于學作文，是較大的學生的功課。對于小學生來說，詩課是神秘而可羨慕的。張恨水沒有遇上一個好的塾師，對學習興趣不大，十一歲時卻“莫名其妙的愛上了《千家詩》，要求先生教給我讀詩……（先生）并無一個字的講解。但奇怪，我竟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錄》頁5。張恨水是章回小說家，著有《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除了讀詩，小學生會學對對子，也叫做對課。什么年紀開始對課，沒有規(guī)定。李勻廬七歲時，放學之前就練習對對，先對一個字，然后加到七個字，并且要學平仄聲。李勻廬《勻廬瑣憶》頁104—105。李勻廬是二十年代著名社會活動家，國民黨員。馬敘倫在十一歲開始學做三個字的對。不少小孩子要求提前學對對，而且往往因為對子對得好而第一次得到老師或家長稱贊。唯有郭沫若則將對課視為詩的刑罰，稱它為家塾里所受的非刑。郭沫若約在六七歲開始學對對，由兩個字漸漸做到七個字。他以為連說話都不能條暢的孩子，是難以了解虛實平仄的，更不能了解音律對仗，但做不出對來，先生還是要做。不過，郭沫若雖然不喜歡對課，卻喜歡讀詩，“讀《唐詩三百首》和《千家詩》雖是一樣的不能全懂，但比較起什么《易經(jīng)》、《書經(jīng)》、《周禮》、《儀禮》等，那要算有天淵的懸隔了”。郭沫若《我的童年》頁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