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薪酬方面，齊如山所言的小村塾，薪酬不高，但教者也不算是全職。在學風好的地方，坐館還算是薪水不低的工作。按包天笑記蘇州的情況，處館先生有分等級，以科舉級別為單位，未中過秀才的童生，等級最低，館谷最少；中過秀才的高一級；補過廩，文才又好的，再高一級；舉人又再高一級。進士而為塾師的應該沒有，除非教王公大臣的子弟。即使童生而處館，待遇也不算十分低，包天笑所記是二十四塊錢一年。蔣廷黻記在湖南是三十塊錢一年，是鄉(xiāng)間普通工人收入的五倍。如果學生考中秀才，還有謝禮，而且不愁沒有人來請他當老師。蕭公權記在1910年代，他的老師薪金是紋銀一百兩，在當時四川是十分豐厚的。

許多人家里沒有大負擔，并不靠那些錢來過日子，但是風氣流行，倘還考上秀才舉人之類，就自然有傳予下一代、教學相長之想。

在荒僻之區(qū)，并非人皆能讀書，所以塾師不多，但有些地方，例如湖南蔣廷黻的家鄉(xiāng)，讀書人多，處館先生也有供過于求，有些失業(yè)的，變成近乎乞丐一樣，名為寒生，揩那些已有職業(yè)的讀書人的油。他們時常去拜會私塾，希望至少能吃一餐飯，或再弄幾文錢。一般塾師也不失禮義，練就了一些專門藝術，在殷勤之中，有對付方法。有時請學生幫忙招呼，學生不必如教師般拘謹有禮，因而可以用冷僻的句子去考問來人，如果沒有學問，寒生只得羞憤而走，若有學問，那么一頓飯和一些資助就少不了。黃炎培記一個很具體生動的例子，一個讀書人，進入學塾中，很客氣地問教師的姓名，然后立刻索紙筆寫一首詩，把教師的別號兩字寫進詩里，得到教師大加稱贊，得以吃了一頓酒飯，拿了輕微的一筆錢離開。比這更不堪的，是穿著破長衫，手拿折扇，在長長的街上，一面漫步，一面朗讀詩文，在街上三來三往，伸手依次向街旁的商店或人家文雅地接受薄薄的饋贈。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頁24；黃炎培《八十年來》頁20。這樣的讀書人，黃炎培的家鄉(xiāng)直稱之為文丐，比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真是不遑多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