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爾比當中央情報局的顯赫官員達28年之久，還當了兩年半的局長。他的自我敘述是其真實的寫照。他是這么說的：“怎么成為中央情報局的頭頭？出于偶然的機會。為什么進中央情報局？為了智力冒險，也為了愛國主義。我的父親是陸軍軍官，他有高度的責任感。我從他身上既繼承了愛好旅行的傳統(tǒng)，又繼承了熱愛美國的傳統(tǒng)。我父親的家庭于1600年從英國遷居這里。兩百年之后我母親的家庭也從愛爾蘭遷來。我母親在巴拿馬懷上了我。我出生在明尼蘇達州，小時候曾在中國的天津住過幾年。18歲時去法國學習法文。我懂法文、挪威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越南文，但已忘了一些。我畢業(yè)于法律系，本來想當個律師，為什么最后成了偵探？肯定不是為了消遣。我從來沒有看過關于詹姆斯·邦德的書，只讀過政治、歷史、哲學、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論著。事情就是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我是俄克拉何馬州的一名軍官，在那里訓練士兵。但是我不愿意留在遙遠的俄克拉何馬關注戰(zhàn)爭的進程，于是自愿加入了傘兵隊。那時我22歲，一天，戰(zhàn)略情報局來了一個人。他正在物色適合空投到歐洲去支援抗戰(zhàn)的人員。這個差使對我來說再合適不過，我接受了。他們曾先后把我空投到法國和挪威。在那里我與游擊隊一起并肩作戰(zhàn)，進行破壞活動。戰(zhàn)爭結束后，戰(zhàn)略情報局解散，我當了律師。但是接著又爆發(fā)了朝鮮戰(zhàn)爭，我又進了秘密情報機構組織，到了中央情報局。朝鮮戰(zhàn)爭后我在意大利待了幾年，然后又去華盛頓和世界各地。在吳庭艷執(zhí)政時代和1969—1970年間，當我領導‘鳳凰’行動的時候，我曾兩次去越南?！碑斎凰麤]有談到鳳凰行動經常采用暗殺手段，消滅了兩萬名越共游擊隊員。當我提醒他這一點時，他認為兩萬人不算多，在一次戰(zhàn)役中死的人更多。他沒有談到近幾年來發(fā)生的悲劇無一不與他有關。他與智利、塞浦路斯和庫爾德族人的悲劇都有牽連，這僅僅是隨便提到的兩三個例子。但是他承認自己是那些資助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人的最得力的支持者。承認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采訪他的主要目的正是想向他了解中央情報局在我國進行的行賄活動。

采訪—吵架是在華盛頓附近的一所普通別墅里進行的。那里是他與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兒子居住的地方。（他的兩個大孩子已經結婚。最大的34歲，是個律師。）我采訪了他兩次。一次是星期五的上午，另一次是星期日的整個下午。無論在哪一次他都沒有失禮或表現出不耐煩，無論在哪一次他都沒有催促過我。他始終彬彬有禮，舉止文雅，非常克制，可謂完美無缺，就像他在回答參議員丘奇①[①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1924—1984），美國參議員。1975年領導“國會負責調查政府情報行動專門委員會”（又稱丘奇委員會），對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進行調查。調查發(fā)現，中央情報局超出它原來的收集情報的使命，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秘密活動。

]或眾議員派克代表國會調查委員會向他提出的質問時的表現一樣，甚至在談及中央情報局的罪行所產生的丑聞和他被迫辭職這些問題時也沒有使他困窘?？上攵耶斎桓鼰o法做到這一點。甚至當幾乎全世界都報道了我的采訪記從而引起轟動時，他依然保持著鎮(zhèn)定。這次轟動同我發(fā)表對基辛格和庫尼亞爾的采訪記后引起的轟動程度不相上下。無論是在電視節(jié)目里還是在報刊上，他都宣稱這篇采訪記說明了他在這場戰(zhàn)斗中是如何取得輝煌勝利的，而我又是如何遭到慘敗的，并問我為什么不去采訪克格勃的頭頭？后來，為了向我表明他是多么的寬宏大量，并說明他對我的傲慢毫不介意，他還給我寫了幾封短信，對我的“無政府主義”和“左派”思想表示寬容，并提出善意的責備。但是他承認我是一名工作認真和為人正直的記者。其中有一封，他是這樣寫的：“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事實上，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對于自由社會來說，大家能毫無畏懼地爭吵和交換看法是有益的。”我始終沒有給他回信，向他詢問自由社會和毫無畏懼地交換意見是什么意思。當然，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都不怕他和他的中央情報局。但是我不得不承認每當看到他的簽名時，我總有一種不寒而栗的感覺。

我意識到中央情報局一向有接受記者采訪的美德，而克格勃卻沒有。盡管這是事實，但是要人們忘記自己因遭到監(jiān)視而產生的不安感是困難的，就像我多年來從未忘記過那樣。中央情報局同亞歷山大·帕納古里斯遇害事件似乎不是沒有瓜葛。鑒于事情發(fā)生時科爾比先生已被削職為民，我不知道他對此是否了解。不管這將會怎樣不公正地傷害科爾比先生，但我不得不說明這是在1976年圣誕節(jié)我接到他的一張賀年片的時候首先在腦海中產生的想法。賀年片上畫著身穿藍色長袍的圣母將圣嬰耶穌溫柔地抱在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