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30余年中，無論是國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還是企業(yè)自身的研發(fā)投入，都長期處于相對較低水平。這種情況下，經濟還能取得高速增長，一個重要因素即是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的低價格。所以，中國的GDP增速雖是發(fā)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速卻遠落后于這個幅度。比較一下日本就更清楚。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其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時間；而1978年~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20、日本的1/24。顯然，單用中國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無法解釋的。因為無論是日本還是印度，其人口密度都要比中國大，而內部市場潛力又要比中國小。

那么，中國用超低的勞動力價格，是否換來了強大的競爭力呢？統(tǒng)計顯示，如果考慮生產率因素，在勞動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創(chuàng)造同樣多的制造業(yè)增加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僅相當于中國的1.3倍，日本相當于中國的1.2倍。而與韓國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甚至還高20%。這意味著中國用相當于美、日將近1/25的工資，換來的僅僅是非常微弱的勞動成本優(yōu)勢。

可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競爭中贏得有限且非常脆弱的比較成本優(yōu)勢，但這種以低福利標準為代價換取的競爭力的辦法，卻是一種典型的競次。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人力資源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根本。借口避免工人失業(yè)而將人力資源打壓至簡單再生產的底線，縱然可以創(chuàng)造短期超常的產出，但絕不可能成為最后的贏家。

2008年發(fā)生的金融危機與這種“競次”策略存在一定的關系。馬克思曾警告：“一切真正的危機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庇捎谫Y本的利益機制在于以最小的勞動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所以，勞動者的工資總是被不斷壓縮，消費市場相對縮小。當勞動者的工資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時，生產出來的商品本身無法消費，必然要向外尋求市場。生產得越多，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也就越大。而越依賴外部市場，反過來就越要壓低產品成本，只有這樣才能打垮其他競爭者，保障產品的出口。

在經濟繁榮時期，這樣做的結果是造成流動性過剩。因為國家出口換來的外匯完全由央行買單，巨額的基礎貨幣發(fā)行一方面導致物價上漲，嚴重者形成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多余的貨幣必然要尋找升值的途徑，而股市和樓市則是兩個升值最快的領域。這就是前兩年國內出現通脹和流動性過剩的原因所在。但是，外需一旦惡化，出口企業(yè)就勢必會受到毀滅性打擊。在出口占中國經濟的比重很高的情況下，出口的劇降引起國內經濟的快速下滑。由于此時消費跟不上，于是就出現生產能力過剩的危機。這就是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難題。

四、變革體制實現經濟更有質量的增長

中國發(fā)展的代價及上述種種問題與傳統(tǒng)的、粗放式的發(fā)展方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發(fā)展方式又與政府主導經濟的體制有關。

如上所述，中國在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就提出了要轉變增長方式，但是一直到現在，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是亟待解決的命題，而且前兩年在應對危機采取的諸多舉措中，這種傳統(tǒng)的政府主導的經濟體制還進一步得到加強。

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指出，舊體制遺留下來一些不良的“東西”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是各級地方政府保持著對土地、信貸等各種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第二，是以GDP增長作為考核各級地方政府政績的主要標志；第三，現行增值稅使得各級政府過分關注產值的增長。因此，在現行政績標準和財稅體制壓力以及扭曲的要素價格支持下，許多政府官員把“結構調整”理解為大量投入土地、信貸等資源，營建“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造成了大規(guī)模投資和產業(yè)結構“重型化”的熱潮。而這會產生嚴重的后果，例如，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放松技術創(chuàng)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造成煤電油運及其他資源的高度緊張；造成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增加解決就業(yè)問題的難度；抑制服務業(yè)的發(fā)展；引發(fā)短期的和長期的金融問題。［4］

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經濟部前主任、首席經濟學家迪帕克博士認為，過去中國的增長較多依靠勞動力和物質資本的投入，而中國未來的持續(xù)增長主要應該來源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