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關(guān)于自然化的思想,也是英國本土的。布蘭德斯(Brandes)證明說,英國文學(xué)最大的特色,就是對自然的器重。就是最空想、最浪漫的詩人拜倫,也對自然最為崇尚。英國并不是只有渥茨華斯(Wordsworth)才是純粹自然派詩人,幾乎所有詩人,都是自然派。不但如此,小說家,戲劇家,不少人都有這特色。布蘭德斯這話,并沒有說錯。莎士比亞在第一、二期劇本中,確實每本都有大自然的清風(fēng),徐徐拂來,他把他的故鄉(xiāng)的景色,全都搬上舞臺,我們看過他的劇本,真像與他同住在斯特拉福鄉(xiāng)村一樣。這種看重自然的思想,流變到以后,便養(yǎng)成自然主義的態(tài)度;并用這態(tài)度來了解任何一個人物,將有明顯性格的人物,有血有肉地如實搬上舞臺,不加一點粉飾,不化一點裝。這種精神,莎士比亞一直維持到尾,所以英國人看了他的劇,都了解他,尊敬他,覺得他是英國人的靈魂的抒發(fā)。
③ 再次,是關(guān)于現(xiàn)實與理想的問題。老實說,英國人重經(jīng)驗,也許壓根兒不懂得什么叫理想。推動他們行動的,是實際,是社會功利(不必是個人利益)。他們的詩人的理想,如果翻成理論上的文字,就是如何好好作一個人,在現(xiàn)社會下,怎樣盡我們一己的力量。他們對社會都有改造的愿望,但很少有激進的思想。他們的思想(或稱之為理想),并不是放在口上,而是藏在心內(nèi)。所以他們不論對社會、對人生,都不相信思想有最后決定的力量。他們甚至懷疑思想可以造出行動來。在他們的意思,總覺思想是后于行動的東西,人是生活了之后才有思想,不是有了思想,才有生活。因此,英國人不相信“理想”有什么真實性。(當然,這里不包括唯心主義者)他們對理想,總是心存懷疑,好像哲學(xué)家休謨,總不相信思想有力量能引導(dǎo)我們認識“實在”(Reality);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伯拉德來(Bradley),認為我們要知道“實在”,必不免要自相矛盾。然則他們豈不會從對理想或“實在”的懷疑,遁入空門么?這又不然。因為他們相信經(jīng)驗,是真實的,生活也是真實的。這一種態(tài)度,在莎士比亞人格中,甚為明顯。在他所寫人物中,凡用思想的,多半是失敗的,沒有出路。不是懷疑,就是憂郁。哈姆雷特、馬克白、杰克,都因為這樣而走上了應(yīng)得的滅亡的道路。至于安靜地、平近地生活下去的人,都能或多或少得到一些預(yù)期的結(jié)果。他們的生活很平凡,但還能生活,甚至愉快地生活。這些都是注重現(xiàn)實的英國民族性中的最大特色。
[C]在英國,無處不可見這種生活上、人格上的境界和情調(diào)。這種境界與情調(diào),顯然難見于盎格羅(Anglo)以外的民族。其他民族,也不乏幽默、不乏自然派作家、不乏重視實際的人,但他們的境界與情調(diào),顯然不如英國人,或盎格羅民族(包括從英國分出去的美國、加拿大等國)之甚。這一點,我們必待比較才能明白。
① 德國屬日爾曼民族,與英國民族,似乎剛剛相反。他們一直瞧不起現(xiàn)實。他們無論做什么事,都要根據(jù)一個理想去工作;生活,始終在緊張中、嚴肅中。所以這個民族,常常在納悶,焦慮理想如何實現(xiàn)?你叫他幽默一下、笑一笑,他會覺得你是“玩世不恭”,是一只不識大體的大豬。你對他講自然何等美好,現(xiàn)實如何完善,他以為你是整個兒拋棄了人的理性??傊?,人頗像一位半神半人的精靈,好像活著是為了替天行道。假如換成了英國人,他們定會受不了這種嚴肅空氣的壓迫。如果說英國人也有嚴肅的話,則這種嚴肅,明明是從他們那種等待時機的心情,發(fā)表出來的。
要說英、德這兩種民族性,在價值上有什么高低之不同,這又很難說。我們要知道,德國人最喜歡英國人的作品。他們雖然不是用來指導(dǎo)生活,卻是用來調(diào)濟或補充他們的生活。德國人的生活,有它的缺陷。他們的浪漫派詩人,都喜歡莎士比亞作品的清淡、沉靜。俾斯麥(Bismark)每在政務(wù)完畢后,總喜歡回家?guī)е」泛桶輦愒娂较先ハ人挠鄷r。可見民族性雖有差異,但不足為互相了解的障礙。不過,我們從此要去看清楚莎士比亞人格的境界與情調(diào),卻不能不注重他和德國大詩人歌德的不同。這不同,不是時代的不同,確是民族的不同。正是從這里,可見出莎士比亞人格的特點。歌德與莎士比亞,都是發(fā)揮人性到極致的人,然而兩人走的路向卻不一致。以求“真”而言,莎士比亞顯然只在求人力避去除“偽造”,只要除去人為的“偽造”,“真”,自然顯現(xiàn),真的人生,就是最自然的人生。但歌德則不然。他以為人的稟性和內(nèi)在價值,都必待發(fā)揮擴充而后更完全。我們的生活,只在發(fā)揮自我的固有的感情,由自己的人格的極度開展,以至于極度完善,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樣,你是以自己的有限向無限的自然沖殺前進,你就算是得到了真正的生活,明白了真正的人生。這兩個大詩人的兩種態(tài)度的差異,可以歸結(jié)為:一是從“人”的實然(Actuality)看到人性的全部,一是從“人”的“可能”(Potentiality)看到人性的極致。一個是向四周擴張,一個是向前推進。向四周擴張的,好似我們在海上飄蕩,愈遠,眼界愈大;看的事實愈多,所知的自然與人生,也愈真確。向前推進,很似黑格爾的宇宙觀,人是要向茫茫大地上無限前進,由于我們要從現(xiàn)實脫穎而出,遂不能不每時每分都與現(xiàn)實沖突和斗爭。如此,生活也成了一場血斗,而不是一場自然開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