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nóng)夫，農(nóng)夫已貧賤矣。

——晁錯

漢帝國初建之時，滿目瘡痍，國力極度羸弱，開國皇帝劉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齊六匹膚色一樣的駿馬，一些列卿大夫和諸侯，窮窘得只好以牛車代步。

國貧民窮之際，如何對待創(chuàng)造財富的商人就成了關鍵。漢初的幾位皇帝，從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對商人采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漢律基本沿襲了秦律，對商人繼續(xù)實施蔑視和壓抑的原則。天下抵定后，亭長出身的劉邦對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來，這個世界上最討厭的人有兩種，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錢的人（商人）。他學習秦始皇的辦法，把10多萬戶六國貴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統(tǒng)統(tǒng)遷徙到關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監(jiān)管。他還頒布詔書，嚴令商賈不能穿絲綢的衣服，不得乘坐華麗的馬車，還專門抬高針對他們的租稅，以表示對他們的困辱。到了他的兒子惠帝執(zhí)政時，態(tài)度稍稍寬松，不過還是在稅賦上采取了歧視的政策，一般人交稅一份，商人和奴婢則要交兩份。

另外，漢初的幾個皇帝還徹底關閉了商人從政的路徑，甚至連他們的子孫也受到限制，所謂”禁錮不得為吏“。漢文帝規(guī)定，有三種人不能當官，分別是商賈（賈人）、入贅的女婿（贅婿）和犯過貪污之罪的官吏，理由是”貴廉潔，賤貪污“。其后的漢景帝在詔書中專門強調(diào)”有市籍不得宦“。《史記·平準書》還記載，從惠帝開始就規(guī)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在分配田地的時候，有”市籍“的賈人也不能獲得土地，如果被發(fā)現(xiàn)違規(guī)，馬上就貶為奴婢。

為了緩解財政上的困局，漢初朝廷曾經(jīng)實行過”納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繳納一定數(shù)量的糧食就可以獲得爵位，甚至還有”入羊為郎“的記錄，就是有人牽著羊群換來一頂”郎官“官帽。可夸張的是，就是在推出這一”賣官“制度的時候，朝廷竟也規(guī)定，最有可能出錢的商人不在此列。安作璋在《學史集》中便考據(jù)說：“漢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選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內(nèi)?！?

就在對商人實施了如此蔑視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時，讓人驚奇的是，在實際的微觀經(jīng)濟層面，工商業(yè)卻得到了極大的解放。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記錄：“漢興，海內(nèi)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币簿褪钦f，政府改變了自商鞅以來的全面管制政策?！伴_關梁”——開放關津，“弛山澤之禁”——放松對山林礦藏資源的專營，這是兩大非常重要的政策變動，前者減少了地區(qū)之間的物流成本，終漢一代，從此沒有再設關征稅，統(tǒng)一市場的優(yōu)勢得以展現(xiàn)，后者則把利益最大的資源性產(chǎn)業(yè)向民間開放，這兩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導致物流交易的活躍和工商業(yè)的繁榮。

在放松工商的同時，朝廷對農(nóng)業(yè)則采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兩次“除田租稅之半”，租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一度甚至還全免田租，長達12年之久，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盡量“委曲求全”，通過和親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

這樣的寬松政策——可以說是“休養(yǎng)生息”，也可以說是“放任自流”——實行了70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時期，史稱“文景之治”?！妒酚洝て綔蕰氛f，漢興70年間，民間和國庫都非常肥腴，國家儲備的錢財以億計，用以串錢的繩子都朽掉了，中央糧倉里的糧食多得更是陳谷疊陳谷，以“至腐敗不可食”，這當然是前所未見的盛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