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主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又陰差陽錯地回歸到政治生活中，但只是曇花一現(xiàn)。為阻止不斷下滑的生產力以及緩和英國社團主義社會和產業(yè)上的沖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1976年對英國經濟進行了干預，這一干預迅速解除了戰(zhàn)后英國實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共識，變革運動隨著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的上臺達到頂峰。

撒切爾政府摸準了時代脈搏，適應了英國發(fā)展的部分要求。在執(zhí)政早期，保守黨完成了工黨不能完成的拆解英國社團主義的任務，這成為經濟現(xiàn)代化的先決條件。但是對特殊國家困境所采取的這一必要應對措施卻退化為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tài)。撒切爾夫人因此成為全球自由市場運動的標志性人物，她采取的政策被全世界競相效仿。

20世紀80年代許多國家執(zhí)行的放松管制和市場化政策很可能面臨與19世紀英國自由市場制度同樣的命運，但是現(xiàn)在比過去更難調控社會為推行自由市場所付出的代價。各國政府駕馭經濟的整體水平已大不如從前。如果社會市場能夠幸存或得到重建，它們需要在更為靈活的全新制度下運行。

在國家和全球層面不斷擴大的經濟鴻溝威脅到自由市場的政治穩(wěn)定。很難判斷當今全球市場依賴的以美國為首的大國俱樂部能否經受住全球經濟漫長衰退期的考驗。最近出臺的防止災難蔓延的危機管理政策現(xiàn)在看來仍是不夠的。

當今全球經濟體制的垮塌正是現(xiàn)行政策造成的惡果。那些認為重大政治錯誤不會重演的人還未領會一條深刻的教訓，即人們總是好了傷疤忘了痛。我們現(xiàn)在正處于一場烏托邦社會實驗的中途，我們能夠預知它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