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武俠就是以“武”行“俠”，即用一種力量去改變社會的不正之風。比如，楊白勞欠了黃世仁的錢還不起，而且這個錢還欠得莫名其妙，是因為被你剝削，他才欠了你的，是你把他榨干了，然后你卻要把他的全部東西都拿走，他還不起，你還要把人家的女兒搶走，一個社會如果到了這個程度，肯定就要被推翻了。

可是誰能推翻他呢？比如說我一個知識分子，我一個當老師的，我看這個事不公平，我有什么辦法？我沒有辦法，我也打不過黃世仁，我都進不了他家的門，即使哪天我一股氣上來，他出門我給他一磚頭，那也沒用。他認識縣長，那衙門都是他們家的，然后馬上把我抓進去，舉起法律的武器，把我給鎮(zhèn)壓了。

什么東西都在他手里，法律在他手里，民主也在他手里，用投票的方式，我都戰(zhàn)勝不了他，他可以買通所有的票。票他都可以買，那什么人才能夠打倒黃世仁救楊白勞呢？這個力量必須是有暴力做基礎的，因為黃世仁依靠的就是暴力，他背后是一套殺人的暴力，所以，必須有一套反暴力。

于是，有一天街上來了一支隊伍，不管這個隊伍叫什么，反正這個隊伍來了就說，黃世仁是壞人，是錯的，罪大惡極，他們得把平時這些賬算一算。然后，這支隊伍就把楊白勞解救了，把楊白勞被奪去的東西還給他，把楊白勞的冤屈給訴清楚。然后，這支隊伍講了很多很多道理，講了很多很多名詞，這些名詞老百姓其實都聽不懂，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什么叫斗爭，什么叫社會主義，這些他們都聽不懂。老百姓只是從這支隊伍做的事情上，簡單地判斷，這是一支俠客的隊伍，俠客來了。

《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唱的那段“早也盼，晚也盼，望穿雙眼，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進深山，救窮人，脫苦難，自己的隊伍來到面前”，就是老百姓盼俠客的心情。

俠客來了就行了，只要你是俠客，你后邊說的東西全都對，全都合理，老百姓全接受了，你說社會主義老百姓不懂，其實你說干資本主義他也跟你干，只要讓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把他的冤屈給他申了，老百姓就跟著你。

所以，本來“俠”不需要“武”，后來卻跟“武”結合，因為“武”能夠增加“俠”的力度，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分不清“武”和“俠”的關系。

我們在心里要永遠理性地知道：“俠”不等于“會武功者”，“會武功者”未必是“俠”，“武”能夠幫助好人干好事，“武”也能幫助壞人干壞事，“武”本身是可善可惡的。

金庸小說

金庸小說為什么受歡迎？原因當然是綜合性的，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它高揚起“俠義”的大旗。我認為大多數(shù)武俠小說，質量比較差——思想不健康，文字水平差，單純地描寫了一些江湖恩怨，缺乏思想深度和文化關懷，所以我才提倡大家讀那些優(yōu)秀的武俠小說，而不能不加以甄別，見到武俠小說就讀。

以金庸作品為代表的優(yōu)秀武俠小說不在于他們“武”寫得多好，而是在于他們張揚了一種人性中最寶貴的東西。

金庸沒有專門寫好人好事。把“俠”寫得很高大、很高尚、很為國為民的是梁羽生。梁羽生筆下的人物，一個一個都達到了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的境地，一個個都是“焦裕祿+李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