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文革”，它一方面把一種藝術(shù)推到極端，另一方面它有自己的缺陷，時間長了容易造成人民倦怠。這個空間是很大的，但是人民在里面有點兒無所事事。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時候，中國人民普遍進入一種文化倦怠狀態(tài)，覺得什么都沒勁兒。其實生活是無憂無慮的，生活很好，文化生活也很豐富，但他就覺得沒勁兒。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后，老百姓覺得這政治沒什么意思，看那林副統(tǒng)帥都是壞人，要謀害毛主席。林彪死了，就把林彪罵得一錢不值。這是我們的一個很不好的習(xí)慣，誰犯了錯誤，就把他的一切都否定了。連林彪打的仗都否定了，說遼沈戰(zhàn)役都是毛主席指揮的，林彪光犯錯誤。而且林彪不是從這時候開始犯錯誤的，從井岡山就犯錯誤，說林彪一直懷疑紅旗能打多久，林彪就沒好事！而且不管誰犯了錯誤呢，他的夫人一下就變成了“老婆”，這很有意思。這人沒犯錯誤的時候，就介紹某某啊，他的夫人怎么怎么樣；這人一被打倒，就是他和他的“老婆”。這個風(fēng)氣特別不好，我說這就是三俗，這就是那個時候的三俗——落井下石，趨炎附勢。

人民到七十年代中期就進入一種不去獨立思考、隨風(fēng)倒的狀態(tài)，就忙著個人家庭的這點兒小生活。據(jù)我的記憶，我生活的地方，大概整個七十年代吧，城市的人民在干什么？男的就在打家具，女的就在織毛衣。那些婦女天天都想著搞一個什么花樣，勾一個什么東西，勾一個門簾呀，勾個桌布呀……成天找這些，互相介紹這些，每天就是“上七針下八針”，每天搞這些；男的在家里打沙發(fā)，打個壁櫥呀，打個碗柜呀……天天弄這些，而且他們的那些原料都能源源不斷地弄來。說我家要打個立柜，明天我到廠子里拿個板去。社會主義工廠嘛，可以隨便拿，家里缺什么都到廠里去拿，那時候變成這樣一個狀態(tài)。

當(dāng)時覺得這是幸福，這是社會主義好。今天看來，其實是工人階級開始慢慢喪失階級自覺性。工人階級處在這樣的一種狀態(tài)之后，就開始沒有思想了，這個時候就容易上當(dāng)。這個時候突然有人說咱們發(fā)獎金，誰干得多，多給兩塊錢獎金，就會跟著那個人跑，而不管它的后果如何。他不知道今天給你發(fā)了獎金，十年以后你就下崗，他是想不到的。當(dāng)然我們不能把這個責(zé)任推到文學(xué)、文化身上，這些東西要系統(tǒng)地來考察。

經(jīng)過“文革”到了新時期的時候，新時期一開始的文學(xué)叫做“傷痕文學(xué)”，大家可能都記得。傷痕文學(xué)對以前的文學(xué)，對“文革”的文化起到一個瓦解和破壞的作用。大家知道盧新華寫的《傷痕》，劉心武寫的《班主任》等作品，這些作品本身的價值非常低。劉心武就說，別提我那些個作品，現(xiàn)在沒法看。他不好意思拿出來見人，都是小學(xué)生作文水平的，里邊還有各種硬傷，這不用說了。但是通過傷痕文學(xué)再到改革文學(xué)等等，它有一個這樣的功能：作為個體的“個人”開始重新得到關(guān)注。

“文革”關(guān)注整體的人民，每個人都和整體的人民，和一個集體連在一起，比如潘冬子一個小孩，他也跟中國革命連在一起。潘冬子在米店老板的店里，半夜里望著月亮想：延安是什么樣子的？他跟全中國連在一起。而新時期這個時候，個人變成了獨立的、孤獨的原子，跟集體切斷關(guān)系，使人感到一種新鮮感。第一次看這樣的作品很好玩呀，就講一個人的事，跟誰都沒關(guān)系，像郭凱敏跟張瑜演的《小街》。

這個時候是在某種程度上向“十七年”回歸。也是在這時候，就在七六年以后，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這幾年，很多老電影開始重放。我是在“文革”之后看了大量的五六十年代的電影，而且我看這些電影也是為了批判“四人幫”，因為“四人幫”否定“十七年”。我一看這個，就很痛恨“四人幫”，我說“四人幫”這么壞呢！這些電影都挺好的，怎么說它們不好呢？這個時候回歸“十七年”，經(jīng)過反思文學(xué)、改革文學(xué)——八十年代過來的朋友會記得這些名目，今天早就煙消云散了。不是研究文學(xué)的都不知道這些名詞，什么先鋒文學(xu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