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作品還有一個缺點，就是總體來看，模式比較單一。如果想深入探討的話，我推薦大家看北大洪子誠教授寫的《當代文學史》。洪老師是非常客觀的，他把“四人幫”這些人叫“文化激進派”，講得比較客觀。文化激進派呢，理想過高，對文藝作品的要求過高，就造成了大家小心謹慎，創(chuàng)作的模式就比較單一了。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是簡單圖解政治觀念，比如說某個作品中，一個書記一個隊長，犯錯誤的總是這個隊長，對的總是那個書記，大家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了吧。

一個團長一個政委，團長老是犯錯誤的，政委總是正確的，這個模式一直影響到現(xiàn)在。你看《亮劍》，犯錯誤的是李云龍，趙剛總比他高一點兒。你這么說也有道理，說政委應該站得高一點兒，可實際生活中不都是這樣的呀。實際生活中肯定有司令員或者團長更高的，也有政委犯錯誤的。這樣的作品一多呢，老百姓就反感了，老百姓提前就知道了，一看隊長出來了準得犯什么錯誤，這樣就失去懸念了。剛才我們看《原形畢露》，好就好在你事先猜不到結尾，它不是那么僵化的。

“文革”這個模式一直影響到現(xiàn)在的反腐敗作品?，F(xiàn)在那些反腐敗作品，總是發(fā)生在什么時候呢？省委第一書記不在，到北京開會去了，黨校學習呢。然后省長在家里胡作非為，最后省委書記從黨校帶著黨中央的精神回來了，收拾了貪官，前景又是一片光明。其實這個模式還是受“文革”的影響。

有一些作品突破了這種模式，竟然受到批評。我舉點例子，比如《海霞》，根據《海島女民兵》改編的。《海島女民兵》是非常好的小說，黎汝清寫的，改編成電影，非常美，“漁家姑娘在海邊，織呀么織漁網”；第二段是“漁家姑娘在海邊，練呀嘛練刀槍”。電影拍得好。還有一個電影叫《創(chuàng)業(yè)》，是講大慶的，它就是因為模式不那么單一，有很豐富的人情味受到批評?！秳?chuàng)業(yè)》的主人公叫周挺杉，就是王進喜的化身嘛。他照顧工人生活，買土豆。里面有壞人就批判他，說這個周挺杉，買了大量的土豆，“買土豆嘛，就是助長農村資本主義自發(fā)勢力”。影片中有很多這種帶著生活氣息的臺詞，結果這樣的電影受批評。

后來還是毛主席親自過問，毛主席批示，這些電影沒有問題。毛主席說，我看了，“此片無大過，建議通過發(fā)行”，還責備了給它們打棍子的那些人。毛主席對這些電影的愛護，就像我今天愛護郭德綱一樣。毛主席說，人家有什么了不起的罪過啊，“罪名居然有十條之多”，就是說，太過分了。雖然有毛主席保駕，保護了那些影片，但它們畢竟受過批評，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創(chuàng)作人員的積極性。因為這種創(chuàng)作本來就是集體創(chuàng)作，不是一個人創(chuàng)作，容易挫傷大家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文革”期間民間文學盛行。我們小時候有一個活動就是聽故事，到處去講故事。有很多手抄本在流傳，手抄本有一部分是色情的，有一部分是那種反特的，講什么《梅花黨》呀、《墨綠色尸體》呀……很多跟我同齡的人小時候一定聽過。特別是《梅花黨》，越講越恐怖：國民黨撤離大陸，在大陸留下了一個龐大的特務組織，干下了許多壞事，一直到最后才揭秘。原來梅花黨的二把手就是劉少奇同志，一把手是王光美同志。很嚇人！這一個系列包含著很多小系列，我小時候都會講。我小時候到農村去講《梅花黨》，這幫農村孩子給我拿點兒吃的，進屋里坐在炕上就講，特別是緊張的情節(jié)要到晚上講，晚上把燈滅了開始講。所以我在農村親戚里面都特別有威信。我一開頭，一句話就把他們鎮(zhèn)住了：“這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們的公安五號在人民公園被暗殺了……”他們一下子就懵了。那時候這種文學特別盛行，人民有各種各樣的娛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