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狄德羅作為啟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雖心儀中國，但他們并未到過中國，他們對中國的了解還得歸功于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們。從利瑪竇開始，就不斷翻譯介紹“四書”、“五經(jīng)”。1593年，利瑪竇以拉丁文譯述“四書”，并寄回羅馬；1626年，金尼閣將《五經(jīng)》譯為拉丁文；1662年，《大學》的西文譯文單行本在江西印制發(fā)行，譯者是郭納爵；1672年，殷鐸澤所譯《中庸》在巴黎印刷發(fā)行，等等。傳教士們還撰寫了大量關于在中國傳教情形的報告和書簡，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李明的《中國現(xiàn)狀新志》（巴黎，1696—1698，二卷）；白晉的《中國現(xiàn)狀志》（巴黎，1697，一卷）；竺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巴黎，1735，四卷），《北京耶穌會士中國紀要》（1776—1814，十六卷）等等。這些報告和書簡，全面介紹了中國的政治制度、經(jīng)濟生活和思想文化，為西方人開闊了視野，中國熱風行歐洲。

我們在本章第一節(jié)提到德國人萊布尼茨，他不但是自然科學家，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文思想家。他是伏爾泰、狄德羅這些啟蒙思想家的前輩。他早就說過：“誰人過去曾經(jīng)想到，地球上還存著這么一個民族，它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所有方面都有教養(yǎng)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養(yǎng)。自從我們認識中國之后，便在我們身上發(fā)現(xiàn)了這點。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能上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學方面要略勝一籌的話，那么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學以及治國學說方面，那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承認這點幾乎令我感到慚愧。人們無法用語言來描繪，中國人為使自己內(nèi)部力量盡量少產(chǎn)生麻煩，在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生活準則考慮得何等周到，較之其他民族的法規(guī)要優(yōu)越許多?！?/p>

我們知道，18世紀及18世紀以前的中國，其經(jīng)濟、文化水平還在歐洲之上，盡管歐洲到18世紀其新興的物本文明已逐步顯露其強勢的一面，但還不能與中國為敵，歐洲人為了使這個新興的物本文明站穩(wěn)腳跟，進一步發(fā)展壯大，不得不將眼光轉(zhuǎn)向中國：不但從中國充分吸收物質(zhì)文明成果，還大肆吸納精神文明成果，借中國無神論的現(xiàn)世宗教——儒教去反抗基督教神權世界。當中國地本文明的精氣神越來越走向衰竭之時，西方卻鉚足了勁，一步一步走向了新的更高級的文明——物本文明。

18世紀的啟蒙運動最終為物本制度的確立掃清了障礙，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也即教會、貴族壟斷土地的地本制度，新興資產(chǎn)階級走向政治、經(jīng)濟舞臺的中心，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民主共和等口號沖破神權設置的思想牢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