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有四位自由銀行制度的主要倡導者，他們分別是羅伯特·墨西特（Robert Mushet）、約翰·辛克萊爵士（Sir John Sinclair）、亨利·布魯克·帕奈爾爵士（Sir Henry Brooke Parnell）和喬治·波利特·斯科羅普（George Poulett Scrope）。在懷特教授的眼中，他們的觀點沒有什么顯著的差別。然而，他們實際上屬于兩個完全不同的陣營。較早的作家墨西特和帕奈爾是硬通貨的支持者。作為長期以來擁護金本位制的金銀通貨主義者和皇家鑄幣廠的職員，墨西特在1826年提出了一種基于通貨原則的經(jīng)濟周期論。他指出英格蘭銀行造成了通貨膨脹式的繁榮，不久之后的緊縮又導致了經(jīng)濟的蕭條。墨西特的目標是創(chuàng)造一種等同于金屬通貨的貨幣制度安排，只不過，他覺得相對于中央銀行制度，自由銀行制度能更好地實現(xiàn)這一目標。在這里，懷特的判斷又一次自相矛盾，讓人摸不著頭腦。一方面，懷特承認墨西特對于純粹金屬通貨的擁護是屬于通貨學派的觀點，另一方面，他又批評墨西特最終選擇通過自由銀行制度而不是中央銀行制度的方法來實現(xiàn)通貨學派的目標。更具影響力的議員帕奈爾也是一個經(jīng)驗豐富的金銀通貨主義作家，他的觀點與墨西特極其相似。懷特教授在發(fā)掘帕奈爾的作品方面做了有價值的工作。帕奈爾1827年的小冊子遭到了堅定擁護硬通貨的激進民粹主義者威廉·科貝特（William Cobbett）的攻擊?？曝愄芈暦Q“自從我理解了紙幣的邪惡之日起，我就希望這個可憎的事物立即毀滅。我為促進它毀滅的每一個措施鼓掌，也向傾向保護它的每一個措施發(fā)出責難”。他攻擊帕奈爾的小冊子宣揚保護地方銀行的觀點，以及其贊美蘇格蘭銀行體系的論調(diào)?？曝愄刈l責蘇格蘭壟斷者，聲稱“這些蘇格蘭貪婪的騙子已經(jīng)危害英國兩百多年”。

然而，約翰·辛克萊爵士和喬治·斯科羅普則完全屬于另外一個陣營。懷特認為辛克萊不是一個純粹自由銀行制度的倡導者，他將辛克萊終生所強烈支持的觀點輕描淡寫地總結為“防止通貨緊縮”，并把辛克萊稱作是一個“不知疲倦的農(nóng)業(yè)利益推動者”。285事實上，辛克萊作為一位蘇格蘭貴族和農(nóng)業(yè)家，他終生都在積極呼吁擴張貨幣和政府支出。1810年，一份來自金銀貨幣委員會（支持金本位、反對信用貨幣）的報告一經(jīng)發(fā)布，約翰·辛克萊立即就給首相斯賓塞·玻西瓦爾（Spencer Perceval）寫信，強烈要求政府重新印刷他的三卷本作品——《英國財政收入歷史》（1785—1890）［History of the Public Revenues of the British（1785—1890）］，這些作品都是支持貨幣擴張的，以反擊金銀貨幣委員會的觀點，當然，這只是他歷次反擊中的一次?！澳牢艺J為紙幣流通是非常重要的，”辛克萊在給首相的信中這樣寫道：“實際上它是繁榮的基礎?！笔聦嵣希量巳R于1810年9月出版的《金銀貨幣委員會報告之我見》（Observations on the Report of the Bullion Committee）只是眾多攻擊金銀貨幣委員會報告的小冊子中最早的一本，絕大多數(shù)這樣的小冊子都是由英國政府精心安排發(fā)行的。

當英國在1819至1821期間回到金本位制度時，辛克萊與信用擴張主義論者和支持信用貨幣的伯明翰學派一道，成為恢復鑄幣支付制度最激進、最尖刻的批評家之一。難怪弗蘭克·費特（Frank Fetter）會這樣描述辛克萊一生的信念：“發(fā)行更多的貨幣是所有經(jīng)濟問題的解決之道?！盕etter, Development, p. 22. 另外，辛克萊還不知疲倦地搜集著統(tǒng)計資料，并在18世紀90年代出版了21卷本《蘇格蘭統(tǒng)計賬目》，將“統(tǒng)計學”(statistics)和“統(tǒng)計學的”(statistical)這兩個單詞引入了英語。如果辛克萊贊美蘇格蘭的“自由”銀行體系，反對硬通貨，那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蛟S，懷特教授會對辛克萊這樣的同盟感到非常不安。

在懷特看來，另一個立場不明的英雄是喬治·波利特·斯科羅普（George Poulett Scrope）。斯科羅普同樣不被看作是一個純粹的或者說主流的自由銀行制度倡導者，然而，懷特卻無數(shù)次地引用和討論他的分析。在懷特的學派分類表里，斯科羅普排在自由銀行學派人物的最前面。286斯科羅普對信用擴張根深蒂固的信念得到了懷特最溫和的處理：“與辛克萊相似，他（斯科羅普）將反對通貨緊縮放在優(yōu)先位置?！笔聦嵣希箍屏_普不僅反對1819—1821期間金本位制度的回歸，對當今英國極少數(shù)（幸好只是極少數(shù)）狂熱的消費不足論者和“原教旨”凱恩斯主義者而言，他也是其中的前沿理論家。在斯科羅普的《政治經(jīng)濟學原理》（寫于1833年，與他最主要的那本倡導自由銀行制度的小冊子同年出版發(fā)行）一書中，他宣稱，任何因“儲蓄傾向上升”而導致消費的下降，都將必然成比例地減少需求，造成“供過于求”的現(xiàn)象。

現(xiàn)在，讓我們轉(zhuǎn)向通貨學派、銀行學派以及自由銀行學派論戰(zhàn)的最后一個階段。1838年至1839年的金融危機促使人們加快了銀行制度體系的改革，伴隨著1844年和1845年《皮爾法案》的出臺，論戰(zhàn)達到了高潮。

讓我們來看一個具體的例子。對于懷特教授眼中的另一個明星——詹姆斯·威廉·吉爾伯特（James William Gilbart），所有經(jīng)濟思想史研究者（除了懷特）都把吉爾伯特歸入銀行學派之中，但是為什么懷特不這樣認為呢？懷特斷言在經(jīng)濟周期的起因問題上，自由銀行學派相比通貨學派更加堅定地認為信用擴張是罪魁禍首。吉爾伯特作為一名典型的銀行學派代表人物，他認為紙幣的擴張和收縮應該簡單地根據(jù)交易需要而定，與產(chǎn)品產(chǎn)量相匹配的紙幣供應量不會導致價格的上升。這正是典型的銀行學派的觀點。更進一步說，他們認為動態(tài)的因果關系鏈條是“交易”導致價格變動，最終造成對更多紙幣流通的需要。

吉爾伯特是這么說的：〖＝1〗如果在價格沒有上漲的情況下交易量增長了，那么我認為將需要額外的紙幣進入流通來支持更多的商品交易；如果商品交易增加的同時，價格也在上漲，那么你就需要更多的紙幣。White, Free Banking, p. 124.〖＝2〗287總之，不管價格上漲與否，貨幣供應量必須不斷增加！暫且不論這段話中的“你”指的究竟是誰，很明顯這段話代表著銀行學派中的信用擴張主義。事實上，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都沒有產(chǎn)生對貨幣擴張的要求。真實的因果關系鏈條應是反過來，即貨幣擴張導致價格上漲，同時使商品的貨幣價值上升。

懷特可能沒有發(fā)覺這種差別，因為他也贊同通過銀行信用的膨脹來滿足交易需要。懷特最贊賞的有關交易需要的分析很明顯地表明了其實他是一名銀行學派的信用擴張主義者。不幸的是，懷特似乎認為這種觀點與休謨—李嘉圖主義（“Humean\|Ricardian”）主張純金屬貨幣的理念是一致的。然而，大衛(wèi)·休謨（David Hume）主張的是100%鑄幣準備金銀行制度，它完全不同于銀行學派（如亞當·斯密）所倡導的。

懷特在引用吉爾伯特1841年議會證詞時，忽視了吉爾伯特和羅伯特·皮爾（Sir Robert Peel）之間的交鋒。吉爾伯特宣稱地方銀行增發(fā)的銀行券是為了滿足交易的需要，因此，它不可能存在超發(fā)的現(xiàn)象。與銀行學派的理念一致，他還認為即使是英格蘭銀行，只要它僅為商業(yè)票據(jù)提供貼現(xiàn)業(yè)務，也不會存在超發(fā)的可能。這就是懷特眼中所謂的自由銀行制度支持者吉爾伯特！另外，在皮爾和所謂的自由銀行者（比如支持自由銀行、支持金本位制）——吉爾伯特之間留下了諸多令人回味無窮的精彩對話。比如，皮爾尖銳地質(zhì)疑道：“你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只要能證明貨幣流通量的可靠，合理的商業(yè)需求就一定值得信任嗎？”吉爾伯特回答道：“我想，應該可以。”（注意：關于是否要把英格蘭銀行排除在信任之外，只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