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支付給首席執(zhí)行官和高管們的薪酬一直都在上漲，他們的工資從未離開過經(jīng)濟衰退之前的那條上漲曲線，就好像在這段時間里什么都沒有發(fā)生過似的。高管的工資與公司的利潤以及股票價格掛鉤，為了使這兩者保持上升的趨勢，高管們不斷削減員工的工資并將工作崗位用機器取代或外包到其他國家，這也是許多國家的經(jīng)濟恢復比美國快的原因所在。爭奪管理“人才”的競賽也變得越來越國際化，大公司為了從世界各地吸引頂尖的人才，不斷開出更高的價碼，而這些高薪人才們也一直在世界各地搜尋好的交易和新的市場—這樣的趨勢必然會持續(xù)下去。令人稱奇的是，美國最好的25位對沖基金經(jīng)理的表現(xiàn)要遠遠好于那些投資銀行家以及頂尖的公司高管，據(jù)我的估算，他們的平均收益額已經(jīng)達到了10億美元。

但是大多數(shù)美國人還要繼續(xù)掙扎在“被淘汰”的邊緣—跟全世界的工人以及新一代的軟件進行更激烈的競爭。除非我們采取行動來逆轉這些趨勢，否則國民收入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份額流向頂層的富裕人群，而其他人的份額則會繼續(xù)縮小。

某些物品只有在一部分人擁有而另一部分人缺乏的情況下才會顯示出自身的價值，確實，“價值”一詞的含義與我們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是息息相關的。正如經(jīng)濟學家理查德·萊亞德在書中所說：“在一個貧窮的社會里，一個男人要想證明對妻子的愛，一朵玫瑰也許就足夠了；但若換成一個富裕的社會，這個男人必須送他妻子一打玫瑰?！边@一點你可以從基于計算機的虛擬世界里直觀地感受到，在這個虛擬世界里，許多人用真金白銀換取那些虛擬的商品—代表名牌服裝和豪華跑車的小圖標，就像在真實世界里以更高的價格購買這些東西一樣，他們從中也得到了同樣的滿足感。在虛擬世界里，虛擬商品發(fā)揮著跟真實商品類似的功能—確立一個人的相對財富以及價值。

相對性的存在解釋了哪些東西應該被視為“奢侈品”，哪些是“必需品”。回到18世紀，亞當·斯密將必需品定義為“不僅是維持生活所必需的，而且是該國的風俗認為一個體面的人所不可或缺的”。在18世紀歐洲的絕大多數(shù)地方，亞麻襯衫嚴格說來算不上是生活必需品，但是斯密注意到，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如果在公共場合露面，身上卻沒有穿一件亞麻襯衫的話，就會感到無地自容，“對某樣東西的缺乏會被視為可恥的貧困，因為除了某些完全不懂得操持生活的人，一般的人不會潦倒到如此境地”。斯密還寫道，皮鞋在英格蘭無論對于男人還是女人都是一種“必需品”，但是在蘇格蘭就只適用于男人，在法國兩者都不適用。

1899年，經(jīng)濟社會學家托爾斯坦·凡勃倫指出，人們總是從社會地位高于他們的人群那里得到暗示，試圖使自己的生活水平與富人們的“炫耀性消費”對接。半個多世紀后，經(jīng)濟學家詹姆斯·杜森貝里認識到人們對許多產(chǎn)品的需求實際上更多地來自產(chǎn)品給購買者帶來的社會地位，而非產(chǎn)品本身的內在價值，他稱之為“示范效應”，即產(chǎn)品向其他人發(fā)出了一個信號，產(chǎn)品持有者擁有足夠多的財富可以購買該產(chǎn)品，因此他或她在社會等級中也就占據(jù)了一席之地。

20世紀初美國的諷刺作家門肯（）曾這樣評價：“財富就是每年的收入比你老婆的姐夫或妹夫多至少100美元?！睍r代的確發(fā)生了改變，現(xiàn)在許多女性也已經(jīng)承擔起養(yǎng)家糊口的責任，但是一個家庭的相對地位（不僅僅是與他們的親戚作比較）還是人們關注的話題之一。當處于社會頂層的人群正在進步時，其他人就會渴望做得更好，但是這種欲望的產(chǎn)生并不僅僅是因為嫉妒或任何其他的人格缺陷，這跟社會規(guī)范對好生活的標準的潛在提高有關。即使是那些收入沒有下降的人，當他們看到社會頂層人士現(xiàn)在的生活水平，也會感到貧窮和匱乏，而對那些收入確實減少了的人來說，這種感覺就更強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