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會問，由于在過去25年中，學費增長得很快，回到大學深造的人所占的比例是否真的增加了？事實上，學費升高的主要是由回到大學深造的人增加了導致的。芝加哥大學的巴勃羅·佩納在一篇博士論文中強有力地論證了，學費的升高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學生希望學校在教育上投入更多一些。大學在每個學生身上的教育費用增加了，這些資金的來源就是更高的學費。

這讓我想起了一句妙語。教育和技術的高回報率導致的收入不均加劇不應該被認為是一種順乎民意的進步，而應該被認為是一種不受歡迎的進步嗎？資本的高收益率是經濟生產力提高的標志，而這種推斷完全適用于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人力資本的高收益率產生的影響比收入不均造成的影響更大（只是在實物資本的高收益率使收入不均加劇的時候），但是這種影響越來越小，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輕男性和女性對自身人力資本投入更多時，這種影響還可能發(fā)生改變。

我的結論是，總體上看來，美國收入不均加劇是有利的，因為這些因素反映了教育和其他人力資本的高收益率。但這不能成為美國人驕傲自滿的理由，因為迄今為止這種高收益率產生的影響還非常有限。如果好處如此明顯，那么為什么沒有更多的高中畢業(yè)生去上大學呢？為什么美國青年尤其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美國人的輟學率一直保持在25%沒有變過呢？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在于，美國家庭的破裂導致離異家庭的孩子沒有機會掌握多少技能。人類從孩童時期開始學習認知技能，而我的同事詹姆斯·哈克曼認為，非認知技能比如學習習慣、準時赴約、工作態(tài)度，也是在人類孩童時期形成的。高中輟學者顯然嚴重缺乏非認知技能，而那些認知技能可以使得他們獲得教育和其他人力資本投資的高收益率。

所以與其為教育導致的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哀悼，倒不如把精力放在怎樣提高美國青年的高中畢業(yè)率和大學畢業(yè)率上。這些舉措都將面臨巨大挑戰(zhàn)，因為這些解決方案實施起來既不便宜，也不容易做到。但是，如果僅僅關注收入不均本身，將是災難性的，因為那將導致政府對高端的技術工人的高收入征收更高的稅，還有實施其他不利于這部分人的政策，這將通過抑制人力資本的投資而大大降低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的生產力。

貝克爾

評論

貝克爾對美國收入不均加劇的問題進行了頗有說服力的闡述，我只補充一點，即隨著社會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以及越來越傾向于精英主義，智商、精力、健康、社交能力、性格、雄心、外表吸引力、天資和運氣造成的人與人之間潛在的不平等會導致收入不均加劇，這種不均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旨在減小收入不均的公共政策，比如不斷上漲的個人所得稅和中產階層的補貼，有可能減少社會總財富的量，因此除非收入不均加劇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否則就不應該實施這些政策。

真的是這樣嗎？我認為這取決于平均收入（也就是取決于社會總財富），取決于（各階層的）收入水平是否在提高，還取決于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特定制度。一個社會的平均收入越高，就越不容易引起嫉妒或者社會動蕩。原因在于，考慮到收入的邊際效用遞減，富人由于擁有極高的收入，于是他們對貧困的了解也不會太深刻。并且如果他們的收入在增加，他們更可能滿足于現在的收入比過去高，而不會因別人收入增加得更多而不高興。在我2001年出版的《法學理論的前沿》的第三章中，我列舉了一些經驗性證據，證明了政治穩(wěn)定和平均收入的增長有正相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