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賴恩·洛頓和吉姆·麥克尼爾約定不直接參與談判。洛頓說：“事實上， 我是在幕后幫忙。 我跟杰克·韋爾奇還算熟識， 談判期間我和他在圣弗蘭西斯科的活動中見過幾次?！?/p>

臨近1982年年底， 又有另外兩三項猶他的資產(chǎn)退出了待售資產(chǎn)的行列， 總要價也被削減到了26億美元，這使雙方得以在12月中簽署了一份意向書。 “大家到處握手，”卡羅爾·豪澤(Carrol Houser)說。 豪澤先后擔任GE、猶他公司和必和公司負責人力資源的副總裁， 他后來應布賴恩·洛頓的要求撰寫了收購猶他的歷史。剩下要做的就是由必和的董事們在12月墨爾本的例行董事會會議上給予批準。

1982年后，擔任猶他開發(fā)公司澳大利亞業(yè)務經(jīng)理的是詹姆斯·T·柯里(James T. Curry)， 這位民用工程師和斯坦福大學商學畢業(yè)生曾是埃德·利特菲爾德的助手。 他的辦公室在布里斯班的鷹街(Eagle Street)， 俯瞰布里斯班河(Brisbane River)寬闊的河面。 GE與必和之間的談判保密工作如此嚴密， 以致于柯里對就在他眼皮底下發(fā)生的曲折故事渾然不知。 他說：“我到墨爾本去看看能不能找人參加我們猶他公司在澳大利亞的董事會，我去找了必和的一位董事。 后來他告訴我， 他知道談判正在進行中， 他也知道我對此一無所知。 他非常擔心自己將不得不把這個啞謎一直打下去?！?/p>

杰克·韋爾奇到達紐約公園街酒店(Park Lane Hotel)參加每年一度的公司員工圣誕晚宴和舞會時， 充滿了喜慶的心情。 他跟高層管理人員及其夫人們談笑風生。此時開始傳來了壞消息。 夜里11點鐘， 有人把約翰·伯林蓋姆從舞池里叫走。 等他半個小時以后回來時明顯心煩意亂。他低聲說：“杰克， 交易做不成了。 我接到保羅的電話， 他說必和剛剛打電話給他， 告訴他必和董事會無法通過這一交易。 他們在財務上做不到?！?/p>

韋爾奇垂頭喪氣：他本來指望必和能夠從他手中接過這一塊不適合GE公司資產(chǎn)組合的資產(chǎn)。 圣誕節(jié)過后， 他命令伯林蓋姆及其團隊與必和磋商，以重新執(zhí)行“卡特·杰利計劃”， 并達成新交易。 韋爾奇說， 如果必和無法籌到支付全部要價的資金， GE只能從待售的資產(chǎn)中去掉更多的資產(chǎn)。

1983年1月27日， GE宣布已經(jīng)達成初步協(xié)議，將猶他國際公司和猶他-馬科納公司以24億美元現(xiàn)金售予必和。 根據(jù)4月19日簽署的一項協(xié)議， GE將保留石油天然氣生產(chǎn)商拉德石油公司， 以及猶他在懷俄明州“尋路者”鈾礦、科羅拉多州“捕獸人”(Trapper)動力煤礦和美國一些土地開發(fā)項目的權(quán)益。 約翰·普雷斯科特說：“我們進行了各種工作， 把昆士蘭煤礦權(quán)益的一部分出售給三菱、三井和幾家澳大利亞銀行，沒有買下原來在資產(chǎn)出售名單上的石油資產(chǎn)。 我們把價格降了下來， 最終完成了交易?！?/p>

與此同時，格雷姆·麥格雷戈在美國不斷擴展必和的網(wǎng)絡。 他遇到了一位在紐約投資銀行基德爾·皮博迪(Kidder Peabody)工作的性格和藹的年輕分析師，名叫查爾斯·沃特豪斯·古德伊爾四世(Charles Waterhouse Goodyear IV)， 但所有人都叫他“奇普”。奇普·古德伊爾說：“很多很多年以來我都很熟悉必和公司， 但我第一次直接與必和一起工作是在1983年。 那時必和正在美國尋找石油天然氣領域的收購機會，我與必和當時的財務總監(jiān)格雷姆·麥格雷戈一起工作過。”

猶他收購案終于在1984年4月2日完成。那天戴維·亞當在沙利文-克倫威爾的華爾街辦公室把由紐約摩根保證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付款、面值2,268,447,750美元的必和公司第0001號支票交給GE公司的斯坦·霍克, 換回一個裝有猶他公司股權(quán)證明的棕色袋子。

第二天晚上，必和在紐約大都會俱樂部(Metropolitan Club)舉行晚宴。 當羅伯特·霍姆斯·阿·科特作為重組后的昆士蘭猶他焦煤合資企業(yè)的新合作伙伴之一出人意料地出現(xiàn)在會場時，在場的80位客人竊竊私語起來。 在講話中， 戴維·亞當把他的對手稱為“澳大利亞的T·布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1]”，聽了這話霍姆斯·阿·科特一點沒笑。 卡羅爾·豪澤說：“戴維對這位公司掠食者混入必和的慶祝會感到惱火。 但是那只是一點小小的不快。 盡管發(fā)生了這件事， 那天晚上的活動還是非常愉快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