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講的是經(jīng)濟公平，在掙錢、分配、生活方面的公平。其實這方面的公平相對來說還好處理，畢竟錢的度量是具體的，公平的程度可以看得清楚，而社會公平則很難準確度量。比如公民參政議政的權利、受法律保護的權利，只有一個方法能夠達成讓人相對滿意，那就是法制。司法要獨立，生命的權利、財產(chǎn)的權利、發(fā)展的權利必須要得到保護，要讓人有安全感。

我們看到有的國家和地區(qū)媒體上整天吵來吵去，為什么社會還基本穩(wěn)定，沒有什么大的折騰？從媒體上看這些地區(qū)很亂，但這些地區(qū)沒有成立維穩(wěn)部門，也沒有專門的維穩(wěn)經(jīng)費，媒體上的吵恰好是社會公平和正義的一種出口，不平則鳴，大家可以言論自由。如果社會和人們的意見或不滿被壓制著，社會其實更不公平。而社會公平比經(jīng)濟公平重要，為什么呢？按收入差距的絕對比看，美國比中國大。但在美國，你感覺人們對這類事不太鬧騰。后來我看到個研究，說這種情況是由三個原因造成的。

第一，在美國，任何一個人要想成為比爾·蓋茨都是有機會的，沒人攔著你。人們對比爾·蓋茨服氣，是由于比爾·蓋茨的成功不是因為他爹有權有勢，也不是因為哪個官員支持他，而是在機會均等下他依靠自己的能力成功的。由于機會均等造成的差距，人們服氣。

第二，游戲規(guī)則你可以參與制定，也就是說關于財富分配，人們參與了相關規(guī)則的制定，對結果的接受度就高。就像三個人一塊分錢，其中兩人暗中商量給我的比我想要的還多，比如100塊錢決定給我三分之一，但我撒尿回來的工夫你倆都已商量好了，我就會想你倆可能分得更多。但如果我參與了分錢的決策過程，我可能會覺得20塊錢就已滿足，可由于我沒參與，便會覺得不舒服。所以，參與和程序透明很重要。

第三，健全的社會再分配體系會進行調(diào)節(jié)，社會再分配體系就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再分配體系。人們知道富人的錢反正是要捐基金會的，所以心理平衡。

創(chuàng)造更多的社會公平，增強透明度，會使人們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增大。兩人在黑房子里會有怎樣的行為模式？一個人想先下手為強，另一個人挨一拳后害怕他再打，就想無毒不丈夫，干脆一拳弄死他。一個破壞規(guī)則先下手，一個無毒不丈夫還以過分報復，這就是黑屋子里永遠的游戲模式。透明度增強以后，一個人看另一個人離自己比較遠，沒拿武器，還在朝自己笑，知道對方?jīng)]有惡意，然后兩人開始商量怎么辦，不行開門走人。宋慶齡基金會河南分會涉嫌濫用善款被挖了出來，它之所以能涉嫌濫用善款，都是不透明造成的，挖出來之后就踏實了起來。在中國私募基金會有1200個，為什么沒人深挖私募基金會？為什么現(xiàn)在挖的全是公募基金會？因為公募基金會缺乏透明度。私募基金都是企業(yè)或老板自己弄的，他都捐錢了還貪污什么？這不合邏輯。

我們再來看看法律和獨立的司法制度為什么很重要，為什么能夠保證社會穩(wěn)定，為什么能讓大家滿意和覺得公平。因為法律和獨立的司法制度，最重要的首先是給人們以安全感。生命、財產(chǎn)安全是人第一位的需要，這個安全感要是沒有了，我們就會覺得不公平。比如在臺灣陳水扁被抓后，媒體天天都在報，政府還專門讓媒體去參觀他住的地方。政府司法部門這樣做是要告訴人們，他沒有受虐待，這是他的權利。在沒正式定罪（三審定案）之前，陳水扁在收審期間還寫了兩本書，還能指揮選舉，還可以隨便見記者，這都是公民權利的體現(xiàn)。還有李莊的案子，如果不是公開審判，如果沒有辯護制度，如果沒有現(xiàn)在媒體的輿論環(huán)境，那可能就錯判、枉判了。所以法制首先給予人身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如果賦予所有人，那就是一種公平，公民就會有社會公平的感覺。

過去有些地方對付民營企業(yè)，是把企業(yè)家抓起來，查他的稅，最后把他的企業(yè)搞垮，東西收歸國有，比如山西對有些煤礦的處理，對煤老板資產(chǎn)的剝奪，河北鋼鐵企業(yè)的強行合并等，用一種運動的方式搞變相沒收?，F(xiàn)在還有人提議給每個民營企業(yè)強行塞一個國企，永遠不分紅，這不等于把民營的資產(chǎn)剝奪了嗎？我相信，這種提議不會得到施行，但這種揣測本身就是一種不安全和不公平的反映。因此，如果不能用法律的方法保護人身安全、財產(chǎn)安全，那社會公平就很難體現(xiàn)和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