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備考概略

我一直認為準備考試的“過程”比考試后所得“結(jié)果”更為重要。

我是怎樣準備考試的？這個問題比我在東安市場等待考試結(jié)果，不論是對我本人來說，或者是對所有的考生來說，不消說都是更為重要的。沒有過程是不會有結(jié)果的。

清華改為大學后，公開考選留美公費生在我之前已舉行過兩屆。第一屆（1933年）錄取了24名，其中政治系畢業(yè)的一名為徐義生，他留美學“公共行政”，回國后一直在中央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工作。第二屆（1934年）20名，其中有后來大名鼎鼎的錢學森，考古學專家夏鼐，統(tǒng)計學教授戴世光，經(jīng)濟學教授莫開祿，法律系主任費青，政治思想史學者曾炳鈞，還有后來一度任北大副校長的王竹溪。第三屆（1935年）錄取的人數(shù)比歷屆都多，是人數(shù)最多的一屆。按計劃落實錄取了30名，記得其中有張駿祥、王憲鈞、謝強、陳振漢、張宗燧、李慶遠、張宗炳、沈同等，都是我同年級的同學。和我競爭的王鐵崖與林良桐都是在后一年即第四屆（1936年）錄取的。

我們都是在8月11日至8月17日這7天內(nèi)報的名。其實準備工作早在6月就開始了，在考前約有兩個月的準備時期，我呈交畢業(yè)論文之后就開始了應考準備。

我從一層搬到最高一層，一則是讓自己孤立起來，以防止外來的干擾；一則是脫離競爭者，以免來自心理的沖擊。我原來住的是學校新蓋的新齋（即六院，1934年建），后來被稱為“靜齋”。那時的清華在住房及衛(wèi)生設備上比其他大學要好一些。我搬到窗子朝東的房間獨居，為的是專心致志，絲毫沒有享受的念頭。

開初，我已注意到這次報考有點偶逢時會（那年“金貴銀賤”，學校有美金，得以多派數(shù)名公費生，才設“公務員任用制度”門）。我暗暗自思：也許是出于這個天賜良機，也許是出于指導教師和學校的厚愛，了解到我有這方面的志愿而有意識地選拔這方面的人才……不論如何，我確實領(lǐng)悟到了當時現(xiàn)實，我既然能得到這樣的機會，就應該善加利用，特別努力去爭取勝利。

天剛剛亮，當微弱的陽光從窗子里透進來的時候，我就起床了，北方的夏天，天亮得早。除了中午小憩一會兒，我?guī)缀酢按珀幾阆А?，把全部時光都放在備考上了。

黨義、國文、英文、法文這四門普通科目是不用準備的，要專心準備的是五門專門科目：現(xiàn)代政治制度、憲法、行政法、民法、公共行政。

當年清華沒有法律系。清華法學院僅設政治及經(jīng)濟兩系，但在政治系附設各門法律系課程，如錢端升先生的“憲法”，趙鳳喈先生的“行政法”，燕樹棠先生的“法學原理”，王華成先生的“國際公法”?！懊穹ㄍㄕ摗迸c“刑法通論”都是由法國留學歸國的趙鳳喈先生講授的。在專業(yè)科目方面，清華學生得益于兩位新來的教師，一位是從南京國民政府內(nèi)政部出來的沈乃正先生，另一位是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國的陳之邁先生。當然，蕭公權(quán)先生于民國三十一年的來臨更使清華政治學系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并使教學體系更趨于完整，他補充了張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近代部分（從古代到近代）。因此1935年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畢業(yè)的學術(shù)水平是高出其他大學的，這使我內(nèi)心十分踏實。只要用功修習，三年內(nèi)所學的功課就足以與其他大學資歷較我輩高些的較量一番了。至于本校的競爭者，錢端升先生對林良桐的咨詢表示了“你們不必與某人去競爭了”的答復。這句話傳到我耳朵里好像一顆“定心丸”、一帖鎮(zhèn)靜劑，使我信心大增，不負厚望的想法從我心中煥然升起。我明白，對一個應考生來說，保持心理平衡是最重要的，我應該一心一意地讀書，臨戰(zhàn)前的患得患失只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這樣我就能精神非常集中，每天大約可以用十多個小時去備考，除了到食堂去吃三頓飯，足不出戶。時值暑假，同學們大多回家去了，所以也沒有人上樓來看我。我?guī)缀醭闪伺c世隔絕的廟里一個苦心修煉的和尚，只要房間里有亮光，就有我的身影。

我的備課方法，一是“先難后易”；二是“讀書摘記”；三是“預測試題”。

我首先對“民法”作了認真的準備。我只聽過燕樹棠先生的“法學原理”，趙鳳喈先生的“民法通則”似乎還未曾向本科生講授。于是，我就把胡長清的《民法通論》這本大學叢書從頭至尾作了分題筆記。做一次綱領(lǐng)性的“讀書札記”就是一次消化汲取的過程，別人的知識就變成自己的了。年輕人記憶力強，落了筆的東西就在頭腦里印刻下來了；做讀書筆記還有個好處，就是臨考前，只溫習一遍札記就行了，不必再去翻厚厚的原著。

當然，做“讀書札記”也要有一套方法，尤其是素材的綜合方面，這就要有區(qū)分主次的能力，選擇你認為是“主要的”和“一般人”認為是“重要的”，摘錄下來，而絕不能無選擇地“兼容并蓄”。至于你的判斷是否正確，則全靠一個人的資質(zhì)和平時的學習成績了。但有一點卻非常關(guān)鍵，即讀書各有不同的目的，為了求真理是一回事，為了求錄取又是一回事，這兩件事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既然是為了應考而做讀書札記，就要判斷哪些內(nèi)容是出題人會重視的。我可以站在出題人的地位去“讀”，去“札”，而不以自己的興趣和觀點為準，因為我清楚地知道，考試是考試，是先生考學生；考試不是辯論，考場不是當眾表現(xiàn)自己才華的場合。這個行為的目的性在自我意識中是十分明確的。因此，這次做“讀書札記”就與平日不同了?？梢哉f，這點是我的“發(fā)明”。

愛迪生有句名言：“發(fā)明是一分神來，九十九分汗下?！睂τ谶@句話用得著顧毓秀先生所作的“解釋”：“這雖然是一句鼓勵大家努力研究的話，但是我們要承認沒有那‘一分神來’，不但無從有發(fā)明，任何科學研究都不見得會有結(jié)果的。我們先要有‘一分神來’，然后那‘九十九分汗下’才不是白費精神?！?/p>

汪敬熙先生也說過：“我們應當知道，非有相當?shù)穆斆?，只是勤奮，在科學上是難以有成就的?！?/p>

以一百分計，成就是以“一分聰明，九十九分勤奮”得來的。我把這些話看作對我們的一般鼓勵。但還想補充一句：即所謂“一分神來”或者所謂“相當?shù)穆斆鳌保彩强俊扒趭^”得來的。汪敬熙先生認為獎勵“勤而不聰明的人”，不但使時間、精力、金錢用的得不償失，并且害了這種人，使他們終生精神上不安樂。我認為他說的話并不全對，因為我認為，同落第的人相比，我未必“有相當?shù)穆斆鳌?。而讀書要有目的性，不同目的要用不同的方法，這種合理的體會乃是我?guī)资昱Φ囊粋€“總結(jié)”。

應考的準備，最重要的雖然還在于“勤”，但準備的時間就是這么一點兒，幾個星期或幾個月，能力早已在此之前定位，你最“勤”，也補不上多少，你最“聰明”也測不到試題——萬無一失的“聰明”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只好篤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句古話了。

天下事，偶然的因素常常起著決定性作用，“一分神來”，我認為是偶然因素居多。那就是碰運氣了，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意思了。近日這種所謂的“客觀規(guī)律”往往是披著“規(guī)律”外衣的“宿命論”，它與我的“偶然的因素”，“偶逢時會”是差不了多少的東西。與其自以為“有相當?shù)穆斆鳌?，不如“誠實謙遜”為宜，因為誠實謙遜的人，他們有了這種精神是不會終生不安樂的，他們能自行消解。而自命“有相當聰明的人”，一旦失敗落第，帶來的倒是“精神上的不安樂”。我見過這種人不少，所以覺得汪敬熙先生說的話未免過偏了一點。

參照運動員參賽的經(jīng)驗，我益發(fā)相信過程比結(jié)果更重要的道理。李寧之成為體操王子是靠他天天練，從幼年起就認真的練，為自己的選擇而練習不止。一個為了一定目的而勤奮的人（不論他是為科學而研究科學的人，還是為救國而研究科學的人），他的態(tài)度應該是神圣的，不茍且的，不自私的，不為我，而是為了他的目的。因此，這種看準了目標并為之鍥而不舍地努力的人是高人一等的；他們是清高的，超然的，不慕榮華的，不求功利的；他們又是大無畏的，不顧一切利害的。以這樣的心情去準備考試也許是“十拿九穩(wěn)”的，即使落第，也不會有什么損失，因為他從思想到行動沒有“得失”之念，他是超然于“結(jié)果”而致全力于“過程”的。我在各方面的經(jīng)驗告訴我，這是科學的思維方式，是符合現(xiàn)實的，也是符合理性的，而且具有普遍性，適用于一切事物的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當然也包括“準備考試”這種活動在內(nèi)。

拿破侖說過一句話：“軍事的勝負在最后五分鐘。”對此我身體力行。臨考前一二天內(nèi)，我索性什么事都不干，因為一切都已定局，“臨時抱佛腳”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相反倒會帶來疲倦、焦慮、緊張，所有這些心理因素只會產(chǎn)生有弊而無利的后果。

還有，在赴考時，一定要保持身心平靜，不要由于一些小事情與人爭吵或辯論，弄得影響自己的情緒。心情不好是考試的敵人，一定要把這個可惡的敵人打倒在地，高高興興的，以安定的情緒、飽滿的自信進入考場，并且準備好一切寫作用的筆、墨、紙和計時表等工具。一切行動舉止不論巨細必須是一絲不茍的。

我在8月20日那天就悄悄地獨自一人到臥佛寺去游玩了一天，坐在大樹下或大石上納涼、靜思，聽鳥兒鳴唱，看溪水潺流，回憶一個多月來的辛苦，似乎產(chǎn)生了自慰、自滿、自尊等積極的情緒；我自己承認我已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覺得我對得起學校，對得起父母，對得起自己。應試前一天夜里，我睡得特別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