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后改革。

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

認為改革與后改革時期完全一致，也許是關于戈爾巴喬夫時期改革的最不正確的說法，這一說法還認為，鮑里斯·葉利欽繼續(xù)和發(fā)展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開始的事業(yè)，最執(zhí)著地堅持這一觀點的是歷史學博士伊戈爾·弗羅揚諾夫，他鼓吹關于改革者的陰謀論，認為“葉利欽走的是戈爾巴喬夫指出的道路”。［31］

這樣不加區(qū)分地把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相提并論的觀點，使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變成了完全的消極過程，認為這個過程沒有隨著戈爾巴喬夫的去職而結(jié)束，還在繼續(xù)，并必然會變成新自由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由此將產(chǎn)生種種破壞性的社會經(jīng)濟后果：人的生活水平空前下降，社會分化為少數(shù)極富有的人和多數(shù)貧困的窮人，犯罪和流浪兒童增加，等等。

然而每一個意識清醒的人都應該明白，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鮑里斯·葉利欽的后改革之間，實際上存在重要的質(zhì)的區(qū)別，這兩位政治活動家的本質(zhì)區(qū)別也同樣多。例如，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者從來沒有把在國內(nèi)建立資本主義或效仿美國的社會運轉(zhuǎn)模式作為自己的最終目的，正如我們已經(jīng)指出的那樣，他們力圖（尤其是在改革的前幾年）發(fā)現(xiàn)和揭示“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潛力”，并為其補充以社會為取向的市場經(jīng)濟的優(yōu)越性，而對于社會民主黨人領導的西歐各國來說，市場經(jīng)濟是最有代表性的。鮑里斯·葉利欽的追隨者則相反，他們在叛亂發(fā)生很久以前就通過自己的領袖聲稱：“俄羅斯作出了自己的最后選擇，它不會走社會主義道路，它也不會走共產(chǎn)主義道路，它將要走美利堅合眾國所走過的文明道路?！保?2］

事實已經(jīng)多次證明，“之后”不等于“因此”。葉利欽—蓋達爾的激進改革時期不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繼續(xù)，而是對這一改革的否定——不僅從社會政治內(nèi)容來看，而且從社會改革的方法來看均是如此。不應當忘記，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策劃和實施是為了絕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這一點直到最近戈爾巴喬夫還在不停地講［33］，至于說葉利欽的“激進改革”，那是為了那些在八月叛亂失敗和蘇聯(lián)被“別洛韋日的老板們”解散之后取得政權(quán)的民族和集團的狹隘利益而進行的。

改革和后改革之間在社會關系改革的方法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別。例如，改革者順應1991年蘇聯(lián)全民公決的結(jié)果，極力避免使用極端的首先是強力的手段解決遺留問題，特別是社會和民族關系領域的問題。而集結(jié)在鮑里斯·葉利欽周圍的新自由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擁護者則相反，他們無視蘇聯(lián)全民公決的結(jié)果，采取了許多極端行動，包括強力行動，這樣的冒險行動有：搞垮聯(lián)盟，提出和推行“休克療法”和發(fā)放私有化債券的“私有化”，攻打白宮，發(fā)動車臣戰(zhàn)爭，等等。

改革和后改革兩個歷史時期的區(qū)別也表現(xiàn)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和鮑里斯·葉利欽這兩個歷史人物本身的區(qū)別上。他們對俄羅斯社會改革的實質(zhì)和改革的方法的認識不一致，這不是偶然的，他們的主要分歧當然與對改革目的和為誰的利益而改革的問題有關。正如已經(jīng)指出的那樣，與葉利欽不同，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蘇聯(lián)社會時總是試圖從社會的利益而不是個人的利益出發(fā)，至于說鮑里斯·葉利欽的政策，那么這一政策優(yōu)先考慮的是某些寡頭氏族的利益或“家族”的好處。

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不僅在對改革實質(zhì)和方法的認識上各不相同，而且在個性方面也有明顯差異，前者專橫，后者民主；前者唯我獨尊，后者愿意傾聽別人的意見；前者為一些小事就會懷恨在心，甚至連自己昔日同志的錯誤也不能原諒，后者不僅對自己朋友的錯誤，而且對昔日對手的錯誤也能原諒。

今天不管自由派如何說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民主發(fā)展不夠，都無法與他們目前的所作所為相提并論，他們建立了寡頭資本主義制度，使群眾根本不能參與社會和國家的管理，在葉利欽執(zhí)政時期，踐踏人的權(quán)利尤其是社會經(jīng)濟方面的權(quán)利（勞動以及及時獲得勞動報酬的權(quán)利，居住、受教育、接受醫(yī)療服務的權(quán)利）已成為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精神領域特別是言論自由和大眾傳媒獨立方面的狀況也不妙；葉利欽的后改革時期實質(zhì)上確立了用民主詞藻掩飾的新極權(quán)主義，過去的弊病依然存在，甚至在今天更加嚴重。

所有這一切使改革成為極具現(xiàn)實意義的現(xiàn)象。

我想，20世紀的歷史應當教會俄羅斯的政治精英許多東西。例如，他們曾試圖建設具有明顯“非人的面貌”的社會主義，而這種社會主義被群眾在“解凍”和改革時期所拋棄；他們在葉利欽時代建立了“野蠻的”或叫做“犯罪的資本主義”，而這種資本主義也沒有被人民所接受。所以，現(xiàn)在剩下的是“第三條道路”，今天弗·普京總統(tǒng)及其周圍的人正面臨著這種選擇，這一選擇的兩個方案是：俄羅斯要么走上歷史提供的新自由主義軌道，而這遲早會將它引入絕境；要么走上有前途的社會發(fā)展“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的主要目標是自由、公正和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這是一條由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開創(chuàng)的道路。

注釋

［1］轉(zhuǎn)引自《明日報》2004年第38號第5版。

［2］《紐約時報》2004年10月10日。

［3］參看《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會議材料匯編?！案母铩覀兊倪^去還是未來”會議（2001年3月1日）》，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網(wǎng)站：http://www.gorby.ru/rubrs.asp?rubr_id=332。

［4］參看《戈爾巴喬夫基金會“俄羅斯居民的意識形態(tài)選擇：新趨勢”討論會（2000年11月16日）》，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網(wǎng)站：http://www.gorby.ru/rubrs.asp?rubr_id=331。

［5］亞·亞·季諾維也夫《俄羅斯的悲劇?？障氲钠茰纭?，莫斯科：綱要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246頁。

［6］《全俄未來共產(chǎn)黨綱領》，載于《全俄未來共產(chǎn)黨第一次（成立）代表大會材料匯編》，莫斯科2004年版，第28—29頁。

［7］例如參看亞·尼·雅科夫列夫《記憶的漩渦。從斯托雷平到普京》（兩卷本），莫斯科：瓦格里烏斯出版社2001年版。

［8］參看德·沃爾科戈諾夫、亞·雅科夫列夫、С.庫列紹夫、М.黑勒、Р.皮霍伊等人的著作。對于著作的分析參看Д.В.馬斯洛夫《蘇聯(lián)制度狀況研究的歷史文獻和方法論基礎》，謝爾吉耶夫關廂2004年版。

［9］史·科恩《對蘇聯(lián)經(jīng)驗的反思。1917年以來的政策和歷史》，查理茲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頁。

［10］史·科恩《蘇聯(lián)制度可以改革嗎？》，載于2005年1月17日《政治雜志》。

［11］亞·尼·雅科夫列夫《記憶的漩渦。從斯托雷平到普京》（兩卷本），莫斯科：瓦格里烏斯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頁。

［12］參看《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會議材料匯編。“改革——我們的過去還是未來”會議（2001年3月1日）》，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網(wǎng)站：http://www.gorby.ru/rubrs.asp?rubr_id=332。

［13］《尚未結(jié)束的歷史——戈爾巴喬夫訪讀錄》，莫斯科：奧爾馬新聞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14］《尚未結(jié)束的歷史——戈爾巴喬夫訪讀錄》（修訂版），莫斯科：國際關系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頁。

［15］米·謝·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1卷，莫斯科1995年版，第314—315、365—367頁等。

［16］М.科羅布科娃《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載于《文學報》2005年第5號第11版。

［17］參看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會檔案，2號全宗《阿·謝·切爾尼亞耶夫材料》，2號目錄《戈爾巴喬夫與切爾尼亞耶夫關于<論社會主義>一書的談話》（1988年8月7日，克里木，福羅斯，“曙光”別墅）。

［18］參看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茲德涅克·姆利納日《關于改革、“布拉格之春”和社會主義的對話》，該書手稿，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檔案，1號全宗，3號目錄。

［19］同上。

［20］《關于蘇共新的綱領草案。米·謝·戈爾巴喬夫1991年7月25日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參看1991年7月26日《真理報》。

［21］參看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檔案，《阿·切爾尼亞耶夫1991年8月2日所作的米·謝·戈爾巴喬夫口述文章的記錄》。

［22］參看瓦·扎格拉金和瓦·梅德韋杰夫在戈爾巴喬夫基金會2004年11月26日“圓桌會議”上的講話《教科書對改革歷史闡述的若干問題》，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網(wǎng)站：http://www.gorby.ru/rubrs.asp?rubr_id=449。

［23］參看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檔案，1號全宗，4號目錄，1992年3月8日。

［24］米·謝·戈爾巴喬夫《在“走向新文明”方案國際會議上的講話》，載于《戈爾巴喬夫基金會著作集》第1卷，莫斯科2000年版，第9頁和第13頁。

［25］參看米·謝·戈爾巴喬夫《論全球人道主義。在社會黨國際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92年9月16日），載于《艱難決策年代》，莫斯科1993年版，第330頁等。

［26］《尚未結(jié)束的歷史——戈爾巴喬夫訪讀錄》（修訂版）第183—189頁。

［27］參看戈爾巴喬夫1992年3月8日在慕尼黑室內(nèi)劇院的演講，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檔案，1號全宗，4號目錄，1992年3月8日。

［28］《真理報》1991年8月22日。

［29］根·安·久加諾夫《論俄羅斯人和俄羅斯》，莫斯科：青年近衛(wèi)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67、178—180頁等。

［30］葉·蓋達爾《失敗與勝利的日子》，莫斯科：瓦格里烏斯出版社1997年版，第9頁。

［31］伊·弗羅揚諾夫《破壞建筑學》，載于《文學報》2005年第5號第11版。

［32］參看葉利欽在紐約大學的講演，轉(zhuǎn)引自1991年7月9日《真理報》。

［33］參看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檔案，《米·謝·戈爾巴喬夫與瓦·梅德韋杰夫和阿·切爾尼亞耶夫在福羅斯時的談話》，1991年8月7、10和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