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即在1988年12月，在波恩簽署了關于在莫斯科開辦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會代表處的協(xié)議，基金會駐莫斯科代表處的開辦儀式于1989年4月舉行，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福格爾參加了儀式，1989年5月在莫斯科成功舉辦了紀念第二國際100周年的名為“勞動世界與人類命運”的國際研討會。在蘇共中央的“十月”飯店（今為“阿爾巴特”飯店）圓桌旁就坐的有來自蘇聯(lián)、東歐國家和西方社會民主黨（比利時、英國、意大利、聯(lián)邦德國、瑞士、瑞典）的代表。討論相當激烈而友好，所有人都互稱“同志”，坦誠地、毫無保留地表明自己的看法。

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編輯部（布拉格）建議瑞士社會黨人讓·西格列爾和筆者繼續(xù)進行對話，并將對話在雜志上發(fā)表［18］。對話內容相當尖銳，因為作為左派社會黨人的西格列爾不喜歡耍外交手腕，建議討論最棘手的問題。他在給予蘇聯(lián)改革以應有的評價（“令人關注的進程，就像凝滯的、寂靜的冰川上的火山爆發(fā)”）的同時，毫不掩飾自己的擔憂，認為蘇聯(lián)改革會由于不斷遇到嚴重阻礙而難以為繼，因為在這位對話者看來，在保留一黨制的情況下這些阻礙是無法克服的。但他作了如下表示：“我作為一名社會民主黨人，盼望有一天在社會黨國際的各個機構中能有蘇共的代表?！?

這當然是一個過于大膽的、不現(xiàn)實的推測；但蘇共以及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意大利共產黨的代表應邀以觀察員的身份第一次參加了不久后召開的社會黨國際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斯德哥爾摩，1989年6月）。代表蘇共參加的是卡連·布魯坦茨（蘇共中央國際部副部長）、維克托·雷金（局長）和筆者。代表大會開幕前夕勃蘭特接見了我們，我們向他轉交了蘇共中央致代表大會的信件［19］。實際上所有與我們談話的人都對我們的到來表示歡迎，認為這是社會黨國際和蘇共之間關系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與會的多米尼加革命黨領導人培尼亞·戈麥斯在代表大會上發(fā)言時明顯有些夸張：蘇聯(lián)代表的參加，他說，“反映了社會主義大家庭重新統(tǒng)一的過程”。

幾乎所有發(fā)言者在講話中都提到蘇聯(lián)改革及支持蘇聯(lián)改革的問題。一個明確的看法是，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面不能僅僅充當消極的觀察員（與某些保守派不同），這是社會民主黨的責任，特別是不要讓蘇聯(lián)改革轉向資本主義軌道（尼爾·金諾克、米歇爾·羅卡爾），一個引人注意的新問題是：要意識到這樣的轉變是不符合社會民主黨的利益的。

爭論表明，社會民主黨把擴大自己影響范圍的希望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東歐國家的改革連在一起，但同時立場也發(fā)生了分化，這反映了各黨和各個活動家之間在評價蘇聯(lián)及東歐國家改革進程方面的分歧。一些人在給予“戈爾巴喬夫的勇敢改革”以應有評價的同時，以勝利者的口吻咄咄逼人地談起“共產主義的破產”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勝利。另一些人在講話中對蘇聯(lián)及東歐國家改革進程的命運表示擔憂，談起改革進程面臨的危險，提出必須幫助蘇聯(lián)及東歐國家把改革進程維系在社會主義軌道內（巴爾、金諾克、索爾薩）。社會民主黨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變化的雙重態(tài)度還有另一個表現(xiàn)：一方面打算支持那里已經出現(xiàn)的社會民主主義團體和流派，另一方面又擔心這樣做會助長極端主義勢力，破壞業(yè)已形成的與執(zhí)政黨的合作，為此在最后的記者招待會上勃蘭特強調指出：“社會民主黨不是用來出口的?！?

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社會黨國際綱領——原則宣言，取代1951年的法蘭克福宣言。新宣言的開頭寫道：“社會主義思想為整個世界的人的想像力所掌握，這一思想產生了成功的政治運動，對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產生了決定性作用，為20世紀面貌的形成做出了貢獻?！保?0］這樣的開頭在初稿中沒有，綱領的主要作者之一托·邁耶爾在弗羅伊登堡給我看過初稿，東歐、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區(qū)的事態(tài)發(fā)展使社會黨國際領導人對展現(xiàn)在社會民主黨面前的前景非常樂觀，“這是一次樂觀的代表大會”，——勃蘭特在告別談話中對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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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樂觀的情緒也從表面上感染了戈爾巴喬夫和勃蘭特在莫斯科的會見，勃蘭特是在1989年10月中旬即在柏林墻倒塌幾星期前來到莫斯科“講學”的。戈爾巴喬夫對所謂東歐國家發(fā)生的事情意味著社會主義思想的破產的看法提出異議；他談到社會主義在文明普遍發(fā)展的情況下可能的發(fā)展并肯定了“我們與社會民主黨的接近”。勃蘭特在對此作出回應時表示相信，與那些宣告社會主義滅亡的人所說的相反，從歷史觀點來看社會主義“正處于新的起點”。自然他指的是被社會民主黨人稱之為不同于所謂的“現(xiàn)實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不承認蘇聯(lián)的國家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的，認為這種制度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則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

勃蘭特建議派社會黨國際代表團去蘇聯(lián)，討論定期交換意見的形式和主題，不僅就和平與裁軍問題，而且還要就諸如世界經濟、生態(tài)、科技革命、北南關系等問題交換意見（代表團于1990年2月底抵達蘇聯(lián)，其間還訪問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勃蘭特還提議由戈爾巴喬夫和他本人為新的國際雜志《未來的社會主義》第1期寫前兩篇文章，倡議出版該雜志（用歐洲幾國語言）的是西班牙社會黨人［21］。